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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互动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这个家庭的原有系统运作模式，从而使疾病得以好转。这种打乱系统的做法，专业让叫做“扰动”。
举个例子。一个十岁的男孩，患严重的焦虑症，害怕见人，不敢上学，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其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后，经常还有长时间的冷战。冷战时孩子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孩子却经常不知道向着谁才好。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孩子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治疗时应该从调整整个家庭关系入手。心理医生想先把系统扰动一下再说。很多情况下，心理医生扰动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对这对夫妻，扰动的方式是布置一个吵架的家庭作业：每天晚上八点整，分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十五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按照要求吵了一个星期，就实在吵不下去了，他们给医生说，他们觉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作业，就是扰动：家庭之外的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系统之中，从而改变了系统运作的模式或者动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就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虚假，在真实的信息被掩盖的时候，谣言就会乘虚而入，野火般地泛滥开来。在开始的时候，部分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使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被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以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错了，这给了谣言一个机会，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恐慌。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各种媒体上每天公布的疫情，让谣言无处可藏，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的事实，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容地应付挑战。从“非典”开始，我们将学会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乱，这就为将来战胜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心理的准备。“非典”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对恐惧的恐惧，是面对恐惧失去了镇静。成熟的社会心态意味着，灾难只会带来有限的损害，而不会导致全面的崩溃。正像一篇社论所写的，“面对“非典”，我们更加众志成城。
由于“非典”的扰动，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众中不太好的义务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感染上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们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壮烈得令人泪下。当然，这是他们的义务，就象是战士必须上战场一样。但是不管怎样，用生命来尽义务，都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个手拿报纸的年轻人，读医护人员抗“非典”的事迹时眼中热泪滚滚，你就知道，我们正在积累着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们失去了好长时间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关爱。拥有这样的财富的国家和民族，绝不会被任何灾难打垮。
还是因为“非典”，我们得以有机会改变很多人的卫生习惯，培养更多与现代社会相符的文明人。一个家庭物质上再富有，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不讲个人卫生，那他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穷人”而已；同样地，一个城市不管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如果它的许多市民还在随地吐痰，那就算不上一个文明的城市。在中国的所有城市的《市民守则》中，肯定都有“不准随地吐痰”的规定，但收效很小。“非典”肆虐以来，这一条规定被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违背者将被处以数十倍于以往的罚款。但这样的惩罚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感到，这样做对自己和别人的健康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时，他们就自然会不这样做，而且还会监督他人不要这样做。文明人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小瞧了任何一个小的进步。更何况对我们来说，不随地吐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灾难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表达爱的最好时候。一位内向的男孩，暗恋着一位女孩，那个女孩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她所在的那个城市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而且她住的那幢宿舍楼被隔离了。在腼腆对“非典”的战争中，“非典”赢了，“非典”彻底打垮了腼腆。不过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失败”。本来是几个月才会联系一次的，但从知道那个城市有疫情开始，男孩就每天给女孩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电话里说什么、邮件里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接受到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那就是在这令人恐惧和沮丧的时刻，有一个人关心她、爱护她。这就够了。“我爱你”三个字，是女孩先说出来的，男孩听了以后，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去之后，有怎样的美丽的重逢在等着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后，在儿孙绕膝之时回忆往事，他们会对恶魔般的“非典”有何种复杂的感情。如果说“非典”给我们带来了黑暗，那爱就是黑暗中的光，有一些光芒，恰好要在黑暗中才分外地绚丽耀眼。
对很多家庭来说，“非典”也是一个“非常”的扰动。在生离死别的威胁之下，亲情、温情，就变得异常的珍贵起来。我的一位来访者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结婚八年，感情已经趋于平淡。白天各上各的班，晚上在家除了吃饭和睡觉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节假日也各自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活动，很少一起做些什么，即使带孩子出去玩，也很少是一家三口同时出门的。虽然没什么争吵，但夫妻关系跟一般的朋友关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春节过后，他正在疫区出差，随着“非典”的势头越来越大，他的妻子对他的牵挂便成几何数级增加。先是不断地打电话问情况，或者上网查资料，每多见到一个新发病例，就多了几分的担心。后来反复嘱咐他要小心，要吃好一点，少到人多的地方去，等等，不象是妻子对丈夫，倒象是母亲对儿子似的。他回家的前几天，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回到武汉，她去车站接他，在站台上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连孩子站在旁边都不顾了。他说，那是结婚后最动情的一次，比恋爱的时候更有温情。
这位来访者最后总结性的话，给了我很多启示。他说到，平常大家都太忙了，被身外之事牵着走，很少能够停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生活的质量，特别是情感生活的质量。我们的生活质量，是由很多东西决定的，除了物质的丰富之外，还要有很多的精神的东西。在所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中，亲情又是最为重要的，没有亲情，很少人能够活得下去；即便是能够活下去，也不可能活得好。“非典”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审视自己的关系和情感，这种审视，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自己还有多少银行存款、曾经住过什么房子或者吃过什么东西，我们会想到，我们爱过谁和被谁所爱过，以及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都跨越过什么样的激流险滩。
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也是一场一定能够赢的战争。我们所希望的，已经不仅仅是这场战争本身的胜利，而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上天会保佑我们的国家，也会保佑相互爱着的华夏儿女。
2003…5…4
个人品性、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性善论和性恶论者各自都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象其它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样，人性善恶的争论最后也呈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不再简单地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是恶的，而认为人性是中性的、亦即不善也不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即人性是“存在先于善恶”，意思是说，人性首先是一种存在，然后才有善恶之分；善和恶只不过是人的众多属性的一种而已。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本质的内部天性，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这些内部天性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这些内部天性是一种潜能，而不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