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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爱情与友情是不能建筑在“恐惧”和“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如此生活下去，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也无任何快乐，只有痛苦，属于无必要的牺牲。我老实告诉你，当我为你而痛苦的时候，总是想到当初家人鄙视我时你支持了我，并且你不像军阀们任意玩弄妇女，非得三妻四妾至少有个姨太太，在这方面，你是一丝不染的，（我）就忍受平气了。否则，我早已离开你了。但我早就和你谈过，你把事情弄绝了，总有一天你就是给我磕三百个头，我也不会回心转意的。现在这日子已经到了。总之，你认为的“爱”，我再也接受不了。情意不投，对事物的见解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徒增痛苦罢了。我已立定（志向）今后一生为国为民，尤其为穷苦人民谋出路做些事情。为四个孩子谋前途、幸福，这就是今后我要走的道路！
分居五年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致使孩子们长大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及儿女骨肉，夫妻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这两点要求合情合理，令在座的人都感叹唏嘘，夏之时也走过来，握手下泪，对她说：“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提出的要求，（我）完全可以办到。”事实上，夏之时回川之后，就暴露出小人面目，他不但分文不汇，还向戴季陶、李伯申（夏、董二人的离婚律师）等人诬告董竹君隐匿款项，叮嘱他们“勿予接济”，并请他们设法以共党嫌疑罪将她驱逐或拘禁，逼她交出孩子，其用心不可谓不毒。后来，他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痛陈董竹君数条罪状：胳膊肘外拐；视女若男；交友不慎；对新文化、新思想趋之若鹜；忘恩负义；经营不善而使工厂和公司倒闭。信末他提出三项“善后办法”，无外乎是要董竹君带着女儿返回四川，这当然是白日做梦。所幸戴、李等人还算明白事理，并没有为难董竹君。只不过中间添出一个插曲，戴季陶和夫人纽有恒极力笼络董竹君，要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她以不懂政治、对政治毫无兴趣为由巧妙地推脱了。1932年春，夏之时邪火攻心，竟怂恿自己的老部下、川军军长范绍曾诱董竹君去杭州游玩，乘机将她推入西湖淹死。因范某不愿做这种缺德的恶棍歹徒，此计未遂。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原本有点英雄救美的意味，有点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到头来却演变为这样黯然神伤的结局。应该说，夏之时不是一位完全彻底的英雄，董竹君却是一位坚毅好强的美人；英雄只有一时的怜美之心，美人却有永久珍视人格和尊严的主见；过气的英雄长年以恩公自居，觉悟的美人则不愿一辈子以女奴的姿态出现。于是，这桩在外人看来异常美满的婚姻便从内部稀里哗啦地解体了。夏之时离婚后干出种种卑劣行径，更将董竹君心中残余的一点爱意和敬意化为了烟尘和齑粉。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断言：“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外还有第三条根本不算路的“路”：饿死。董竹君，这位中国的娜拉居然打破了这个魔咒，尽管她所遭遇的社会环境比挪威的娜拉更为险恶，她却凭着勇敢和智慧走通了最难走通的第四条路，那就是独立之路、创业之路、自我完善之路。
不过，对女界现状颇感悲观的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董竹君比别人更能深切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试想，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四个女儿，要在大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里找到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若要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出一片生天，更是难上加难。董竹君偏偏就有这种破釜沉舟、置之绝地而后生的勇气。这位织梦者决心织造出生命中应有的绚丽云锦，即使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也在所不惜。
当年的上海滩，不乏成功的女老板，张幼仪办上海女子储蓄银行，信誉极佳；汤蒂因制作并销售“绿宝”金笔，号称“金笔女王”；女演员吴湄开梅龙镇酒家，生意红火。董竹君也有一个梦，她要加入这些女实业家的行列。
二、织梦“锦江”
离婚后的最初几年，董竹君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典当行。平日不用的首饰抵押殆尽，她不心疼；贵重点的衣服抵押一空，她也不心寒；而大女儿国琼的乐器大提琴被抵押出去，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酸。囊空如洗，手头拮据，迫使她一再搬家，住进最便宜最阴暗的亭子间，她仍然为房租发愁。
受医生郑德音的影响，并由她引荐，董竹君一度想加入共产党，却未能如愿，于是她就做了一位不签字的党员。那位姓李的神秘人物倒是给她指出了一条创业的光明路，这方面她在四川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董竹君也想到了办企业，可是资金从何而来？她找到了二叔，二叔倒是极力赞成她开办纱管厂。她通过可靠的门路，东拼西凑，集资四千元，于1930年春末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她在销售方面下足了苦功夫，直跑得双腿肿胀，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当时，女子办厂在上海还是新鲜事，很难赢得上海银行界和实力雄厚的企业的信任，可想而知，要找他们贷款和拆借资金均是此路不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董竹君经高人指点，远涉重洋，去菲律宾马里拉华侨界招回了1万元股资，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1月28日夜，侵华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海外股东不明真相，立刻有不少流言中伤董竹君，说她是“拆白党”，即今日所谓“空手套白狼”的骗子，这当然是冤枉。为了恢复生产，她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一时心急，险些中了专门设局坑人的“翻戏党”张云卿的当，好在她戳穿张氏的鬼把戏后，张氏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敬佩她一个女人家在商机无限、危机也无限的上海滩敢闯敢干，还资助了她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总之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期间，董竹君的母亲去世了，父亲重病，债主催迫得一日紧似一日。眼前八面悬崖，竟看不到一线生机。她“顿时觉得四海茫茫，束手无策。一阵心酸，一阵沮丧，自杀之念油然而生”，甚至觉得死是最好的解脱，可以了却万般烦恼。但这个念头闪现之时，她耳畔立刻响起了夏之时的那句预言：“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难道我就这样让他轻易得到料事如神的快感？不行，绝对不行！董竹君重又攒足了心劲，她可不愿成全夏之时，他自鸣得意、捧腹大笑的样子并不可爱。父亲去世后，董竹君否极泰来，霉运终于告一段落。大成功者除了自身具备勇气和实力，通常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贵人相助，董竹君的重新崛起也不例外。
有一天，董竹君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四川人李嵩高，此人曾留学法国，是四川地方军队的军火采购员。他慕名而来，听说她会经商，资金方面遇到难处，便慷慨解囊，愿借给她两千元做生意，这岂不是雪中送炭吗？此人语气诚恳，并没有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董竹君欣然收下了这笔救命钱。她仔细一琢磨，办厂太难了，只好放弃，办川菜馆，兴许更有奔头？当时，在上海酒菜业中最受欢迎的是粤菜和闽菜，川菜屈居其后，主要是因为川菜的麻、辣、咸味道太重，不对下江人的胃口。要是将川菜的花色品种加以重新组合和改造，未见得不能与粤菜、闽菜争一日之胜。
想到就做，谋定不夺，这是董竹君的作风。应该说，一开始，她的定位就极高。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吃不仅仅是吃，还是一种文化，瞄准了这一点，她开川菜馆，便不单纯出于赚钱的商业目的，还要把它当作文化产业来经营。取店名，她无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便想到了“锦江”二字。四川成都依傍着美丽的锦江，古时候被称为“锦官城”和“锦城”。在锦江边，有一座著名的望江楼，曾是唐朝女校书薛涛吟诗会客的地方，后来成为川中名胜。风雅的游人也许还能背诵楼中的那首七绝：
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江声不断古今愁。
董竹君与薛涛均出身青楼，天涯沦落，虽然异代不同时，但两心相照。以“锦江”作店名，可说是雅气十足，川味十足，文化底色十足。她意犹未尽，又拿出了与之相称的设计，店徽是一片青青竹叶。
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锦江川菜馆正式挂牌营业，开门便是满堂红，此后生意节节攀升，简直好到爆棚的程度。上海滩青、红帮的头面人物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固然捷足先登，南京及上海军政要人也经常在此设宴，默片时代的头号明星查尔斯·卓别林访问中国，曾在此品尝了香稣鸭子，还在其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一笔。满座的时候，竟连杜（月笙）老板也得排队，有一回，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让招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