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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大哥你放心吧，这回我一定给大哥弄上一块大的地盘，好让大哥可以施展拳脚。”
“那我先谢谢元度了！但不知元度要如何计议？”一听这话孙元化眉开眼笑，说实在的只要是当官的几乎没有不想把官做大的，尤其是孙元化这样极有抱负的人。
“这个么，暂时保密，不过么还要看大哥的步军何时到来。”我故作神秘道。
“好你个元度，还要和大哥保密，你说步军么，大概这些天就要到了，元度说要用人我将登州的全部团练几乎都派上来了，有一万多人不知道够不够！”
“够了，够了，再加上大哥的火炮，这场富贵注定是大哥的了！”
……
不几日，崇祯收到了我的回信和一份正式的国书（上次送的人家没搭理，这次自然是要再送了！），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朝鲜愿意向明朝称臣，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要就将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袁崇焕交给朝鲜处理，朝鲜要治他背信弃义（妄图收复觉华岛，这可是冤枉袁崇焕了，可是总也得给崇祯面子啊，这罪自然是不能治崇祯的，虽然他是始作俑者），同时也要治他图谋不轨，至于另一个主犯皇太极，我告诉崇祯说，我已经堵住了八旗的退路，自然不会让他有好果子吃。至于第二条，那就是要求朝鲜取消对朝鲜的朝贡贸易限制，允许朝鲜商船在宁波、泉州、广州、登州等地交易，当然了我这可不是吃霸王餐，朝鲜商船会按照明朝政府规定在当地市舶司缴纳税赋。我李开阳做生意可是一直公平交易。
其实在明初的时候朝贡贸易还是很发达的，在优惠政策的招徕下，这种贸易一度十分兴盛。洪武时期，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但是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将朝贡贸易当作外交活动来看待和管理，明初政府从这种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贡使前来，口岸及进京沿途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贸易就贸易，还总要装作天朝大国的样子，故作大方，自然是要赔本了，人家之所以来的那么勤，估计和这也有关，简直就是大头）。为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明朝廷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
后来，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300，舟毋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贡，毋过100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3年一贡，等等。这才是中国航海最后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一旦答应这两个条件，崇祯所得到的好处也会很大的，从海上贸易上他会得到大量的税银，而且我答应他帮他将皇太极驱逐出关外，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吧。
尽管我开出了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可是还是在朝堂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皇上，万万不可啊，这实在是引狼入室，李开阳，一卖春药者，贪婪异常，他如何会这么便宜我们呢？只怕放他进来我大明再无宁日，尤甚于当年倭患。”说话的是周延儒，他好像对我有成见，从来不说我好话，买春药怎么了，那是有市场需要，我也是顺应时代潮流。
“周大人，你这话有些危言耸听了吧，什么是尤甚于当年倭患，李开阳现在的海军据说规模十分庞大，他居然已经造出了当年的郑和宝船，试问天下还有那个港口他去不得，以朝廷现在的财力根本就无法恢复水军，何况李开阳说的很明白，朝鲜的商船会按照大明律历上税，要知道从朝鲜来的商船无不带着大量的倭国白银，现在我大明最缺的就是白银，这何乐而不为呢？
再有周大人说是引狼入室，就算李开阳是狼，这只狼现在不用我们引已经来了，难道我们还能把它赶出去么，莫不如引狼与虎斗，这样我们才能收到最大的利益，等勤王之师一到，无论是狼还是虎不都是任皇上宰割么！”温体仁这一番话说得崇祯皇帝大点其头，龙颜大悦。朝堂上尽是趋炎附势之徒，见皇帝的脸色见善，哪有还不知道风向的，一个个分别出班，大谈和我合作的好处，不一会朝鲜和明朝就成了兄弟之邦，要荣辱与共了，把周延儒气得双腿直颤，用手指着众人，说不出话来。
“好了，好了，这通商之事就这样吧，既然有利那么也就随他吧，朝鲜国小量他即使是有野心也是力不从心。还是说说这个袁崇焕如何发落吧，难道真的要交给李开阳么？”崇祯这话说出来根本就没想到朝鲜国小，女真不是更这样么，可是正是这个更小的小国现在打得这个泱泱的大明王朝焦头烂额，其实真正让崇祯皇帝挠头的是如何发落袁崇焕。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很多都知他是冤枉的，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就是如今远在关外的总兵祖大寿也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更是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这种举动把崇祯惹火了，这么多人都为他讲情，难道他当皇帝的错了么，不皇帝永远是对的，他代表的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一气之下崇祯对这些人的请求是一概不准。
其实崇祯心里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八旗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就是我登陆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袁崇焕引来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自己皇帝难道不明是非而成了大白脸曹操么，这太也可羞了，于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皇太极。于是这七名奸细都交给了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要审讯时，锦衣卫居然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袁崇焕这个通敌的罪名是背定了。连皇帝都给他栽赃还能说什么呢，那锦衣卫可都是皇帝的御用警察啊，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如今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此时崇祯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
通商的事也就罢了，可是这袁崇焕的事确实十分敏感，周延儒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可，此事万万不可，皇上如今袁崇焕的罪名还没有审清怎么就能轻易的交给李开阳呢，若是冤枉了好人岂不是令人寒心么！”崇祯这时把他的这个老丈人恨得直咬牙，他现在最想的就是把皇太极这个瘟神送走，可是李开阳提出的要求也不是不能考虑，可是自己的这个老丈人总是和自己做对，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周大人，这你就错了，李开阳信上写的很明白，要治袁崇焕背信弃义的罪，这背信弃义指的是什么，自然是通敌卖国，随后又要对付他李开阳了。如今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念在袁崇焕毕竟于我朝有功，皇上仁慈不愿意亲手杀他，交给李开阳未尝不好，这样李开阳才能为皇上更加的效力。”温体仁又站出来和周延儒做对。你到温体仁为何总是帮我，那自然是收了我的好处，这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有了这个“背景”，我自然是放心大胆的贿赂他。
这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崇祯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着力的就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体仁不用说了，他本来就和周延儒是死对头，几乎逢周必反，在加上我的好处自然卖力，至于梁廷栋，他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而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八旗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太监最是贪财，对袁崇焕这个造成他们财产损失的“罪魁祸首”自然也就越发的记恨。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当官根相貌有什么关系，真是狗屁不同），但是好在他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是曾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等在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也圈进在内拉他下马。“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
最后就是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