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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里，克十分的可亲。穆孔？帕达是一位后来出家的年轻人，1947年他曾经参访过克，多年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947年12月我在马德拉斯，听说有位名叫克里希那穆提的智者时常为大众演说，于是我也前往他的住所去听演讲。那番演说彻底震撼了我的心髓，演说结束后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感觉非常茫然而无助。克里希那吉正好从我身边经过，他突然停了下来，用手抱住我的肩膀，立刻要马哈瓦恰利为我安排私下和他面谈的时间。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卵石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约会。就像混沌的宇宙爆发了太初的创生，我身上的每一寸都在颤抖。克里希那吉说话时我才惊愕地发现，那些信息早已深藏我的脑海，我知道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了最后一句话：“先生，两朵花看起来也许很像，它们毕竟还是不同的。”这句话突然使我有所领悟，我在心中默想：“一点都不错，先生，你是人类之中少数的宠儿。我们这两朵花也许看起来很像，然而你是一朵无刺的花，我却只有刺而没有花。”他突然放声大笑，笑声就像乌云中的闪电一般。
巴拉宋达兰不久便发现，克在通神学会的伙伴皆已垂垂老矣。吉拿拉迦达沙当时已经是通神学会的国际主席，时常戴着一顶紫色的小帽来探访克，与克长谈，然而克就是不踏进通神学会一步，他只在阿迪亚尔的海滩散步。桑吉瓦？罗和他的太太帕玛贝都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贝赞特夫人的至交，他们为克里希那吉创办了瓦拉纳西的多所学校，也是克的常客。
一个小型的讨论小组已经形成，但是大部分的参与者年事已高，心智疲惫，他们对这种崭新的教诲都十分陌生。克告诉他们：“你们一直抓着旧有的东西不放，赶快放下。”他们显得不知所措，努力地想认真讨论，却使不出劲来。
巴拉宋达兰跟我描述过其中的一次聚会。当时正在进行如何超越已知的讨论，大家的情绪都十分沉重。突然有一位名叫那尔哈利？罗的通神会员，高举双手大声地对克说：“等一等，先生，等一等，未知就要来临了。”
1948年1月上旬，桑吉瓦？罗陪同克里希那吉从马德拉斯返回孟买。他们仍然住在卡尔米加路罗汤锡家，每天早晚，克里希那吉都端坐在客厅里会见访客。客厅里的装饰充满着中国风味，有红木雕花的椅子及珠帘。时常有人前来和他讨论问题，或是告诉他一些当天发生的事。
访客中有两位杰出的兄弟，总是穿着手织衣料缝制的卡迪，他们分别是罗？萨希布？帕瓦尔当与阿秋？帕瓦尔当。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而富有的阿玛那格县民，也是通神学会的会员，安妮？贝赞特的追随者。他很年轻就去世了，大家庭的重担便落在长子罗？萨希布？帕瓦尔当的身上。他死前曾一再叮咛他的两个儿子，要他们终生奉献自己，护持克的志业，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许否定这位伟大的世界导师。
这对兄弟英俊，严肃，极为男性，人格高尚，很少有人能与他们匹敌。在家中，罗？萨希布是掌管一切的家长，他非常执着于学习，对女人没什么耐心，只有少数有头脑而热情的女人才够得上他的标准。他给自己订下严苛的道德规范，奉行苦修禁欲的生活，因而局限了自己的潜力，也造成了家人的痛苦。他致力于改善贫穷的社会工作，和萨尔瓦？西瓦僧团（这是一个为甘地吉创立的建设组织）有密切关系。他不是一个有组织力的人，也不是一个建设者，吸引他的只是那份理想而已，也许他一直都在逃避那些琐碎的实务工作。争取独立是一件浩瀚的工程，参与演出的人自然成了英雄，然而这些自由斗士都未能预见发展过程中的疯狂与意外事件。能够从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出发展的潜力是甘地吉特有的才华。印度独立了二十年，人们才发现甘地吉推动的家庭织布业有多么重要。
罗？萨希布虽然严肃，对于美还是十分敏感的。他骨子里是一个浪漫的人，但是苦修禁欲的生活使他必须压抑所有的肉体觉受。只有和克的关系他还没有否定，他们经常在一起植树种花。始终未能从自设的局限中挣脱是他个人的不幸。他的内在本来具有接受与沟通的潜力，然而婆罗门贵族的傲慢，令他无法开口要求自己有权利拥有的东西，再加上他无法适度包容任何事，因此一直无法从局限中挣脱。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二部分
第9章 有朋自远方来（3）
他的弟弟阿秋则是一名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在印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年的马克思是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先知。阿秋和他的朋友纳林以及戴夫对于印度旧有的政治传统越来越不耐烦，因为老的领导班子只关心如何维系自己的地位与现状。于是他们共同创立了印度的社会党。和罗？萨希布完全相反，阿秋从不情绪化，他的行动都是理性的。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和斗士，他把大半生都花在完成既定的目标上。由于他无法戴上假面具或掩饰自己的情绪，因此造成了许多局限。他的脾气很大，遇到打击很少会屈服。
1929年印度的独立运动正值巅峰，兄弟俩当时去找过克里希那穆提。阿秋问道：“你说要否定所有的权威，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克回答：“是的，我们必须拒绝所有的权威，对每件事都要仔细检查。”阿秋当时的反应是，对他而言，只有印度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和克的讨论就此结束。兄弟俩后来完全投身于独立运动，他们抗议英国的殖民律法，罗因此被关进监牢很长一般时间。他在牢里结交了许多朋友，有时也读书、静思。
克在1938年返回过印度，阿秋和他在瑞希山谷见了面。当时西班牙刚爆发内战，共产党员失利，马德里被法西斯派的军队攻陷。阿秋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泪流满面，克当时对阿秋说，他认为那次共产党的失利，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1942年，印度发起了驱逐英国人的运动，罗？萨希布因此被捕入狱，阿秋则潜入地下工作。他隐姓埋名，藏匿于印度的各个角落。他和纳林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那真是一段黑暗、恐怖而又令人沉醉的日子。有别于纳林，阿秋从未被捕入狱，他总是能巧妙地逃脱。有时他住进医院装病，有时则蓄起胡须，戴着土耳其的红毡帽，假扮成贫困的店员。
1947年他和克见面时真是身心俱疲，一切理想都幻灭了。国会的领导者对于权力的饥渴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在马哈拉施特拉发起的反婆罗门运动也显得无精打采。因为此地的领导人物、工人和知识分子，全是婆罗门。为了一己的私利，国会成员开始搞起小组织，这些政治阴谋令阿秋十分苦恼，情绪也因而失衡。他只好回去向克里希那穆提讨教对治的办法。
阿秋诉说了自己的烦恼之后，克把他叫出去一同散步。指着面前的一棵大树，克转头对阿秋说：“你看这棵树，嫩绿的叶子如今都黄了，它由出生、干枯到坠落，现在已经和这棵大树没有关系了。不管是留下来或离开政坛，任何的抉择都是错的。事情自有它的安排，你不需要焦躁不安。”
1947年的年底，阿秋去见甘地吉，他说他将离开政坛几个月，甘地吉问他在这几个月中想做什么。听说阿秋要花一段时间与克相处，甘地吉显得非常高兴。他告诉阿秋国土分裂后发生的一些恐怖事件，他形容自己也正处在一段黑暗的过渡期，看不见任何光明。
接下来的那一年，阿秋随着克走遍了孟买、欧塔卡孟、浦那、德里以及瓦拉纳西。那一年的年尾，阿秋告诉克里希那穆提，在克的身边他觉得自己的官能完全觉醒了，克回答他说：“小心，这时千万别大意，不要在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再添加任何粉饰，你认为自己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其实只是理论而已，绝不要让你的心依赖我的激励。”1949年的年初，阿秋回到德里主编一份社会主义的周刊。他周围的同志，都察觉他有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久便使他和社会党以及政坛完全决裂。
罗？萨希布是国会中营运委员会的一员，也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萨达？帕尔特（译注：印度政治家，国大党领袖，他和甘地一样与尼赫鲁不合，主张印度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区，不主张独立）的朋友，因此他的政治前途似乎是很乐观的。然而在他的友人之中爆发的权力斗争，却令他觉得阴暗而透不过气来。立宪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罗？萨希布本来应该是参与者之一，他的好友却怂恿帕尔特及尼赫鲁把他从名单中剔除。罗因此受到严重的伤害，然而他的自尊和顽固，阻止了他向尼赫鲁陈情或是向朋友反击。个人的失意很快就被淡忘，国土分裂后的大迁徙所导致的仇恨、屠杀和暴力，却粉碎了罗的信念——那个奠基于非暴力的价值观和理想。他只好去找克里希那穆提，和他讨论心中的冲突，聆听他的演说。他时髦地戴着一顶浆得笔挺的甘地帽，脸上时常挂着温暖而又魅力十足的微笑，早晚都出现在克的身边。
罗和阿秋是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里长大的，因此他们绝不承认自己也有痛苦、挫折和绝望。对他们而言，个人的一切都是狭隘而微不足道的，他们关怀的画面很大，总是一些抽象的人类和贫苦的大众。个人的伤痛必须和人类的巨大伤痛结合，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多年以后阿秋告诉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