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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故事片中，联想溶化一定要合乎逻辑性。诸如表现一场战争的爆发，可以使军号口的特写“溶化”成大炮口，使电影更有戏剧性。
经过一段实验，克莱拍出一部芭蕾舞喜剧片《意大利草帽》。这部电影充满了极不真实的梦的情调，克莱象一个万能的木偶戏大师，把木偶搬过来弄过去，自得其乐，并把电影中的人物变成一八八零年的法国中产阶级人物，让他们戴上有羽毛的帽子，长出可笑的胡子，弄得他们团团转，闹出无数笑料。
在克莱等人影响下，一九二七年法德两国联合拍成《娜娜》，描写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古板大管家，狂恋着娜娜，爬在地上，跟在娜娜背后象一条狗似的，从她手上吃一块巧克力糖。这部根据左拉小说改编的电影表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近乎于噩梦的镜头。
到了三十年代初，克莱拍摄的两部片子——《巴黎屋檐下》和《七月十四日》把“联想溶化”的方法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轰动了国际影坛。
克莱的片子一向重视运用光影；光影的离奇变幻把观众带入迷人的梦境。在上述两部片子中，克莱把光影的变幻应用得更加纯熟，因为光影的对比正好是巴黎生活的特有气氛。灯光可以把巴黎大都市的肮脏化为美景：湿湿的行人道上，灯光闪闪，使人觉得罗曼史和奇遇就发生在街头巷尾。
一九三二年，克莱又拍成《我们要自由》，这部片子的结局是一场梦。他用一场梦来解决工业上的难题。片里的工厂全部机械化之后，造成数以千计的留声机，让工人们狂欢歌舞，大乐特乐。
一九三零年以后的十年间，法国导演们在风格和技巧上虽各不相同，但他们有着共通的特色。这种法国风格集中地表现在导演们的强烈的美学观点。他们要求电影故事要有明朗干净的气氛，即所谓“明晰”。他们认为，电影故事的结构必须具有直截了当的、戏剧性的发展线条，让导演的机智可以沿着它尽量施展本领。一部影片要有一种笼罩全片的明确气氛——情调可以变化，气氛却要和谐一致，而灯光、音乐和摄影的和谐则用来传达这种统一的气氛。
三十年代后，成功地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电影导演和创作的法国电影界人士是儒利安·杜维维和若望·韩诺瓦。
杜维维在三十年代连续拍摄《捞家传》、《红萝卜须》和《一张舞票》等。
《一张舞票》的最后一个插曲最恐怖，画面和音响配合得很好，造成一种令人疯狂的紧张气氛，背景是个黯淡的病室，在马赛港码头附近，窗外是一部起重机轧轧地响，震耳欲聋。这一段戏有许多是用很奇特的角度拍成的，表现出一个羊痫疯患者的心目中的景物。这些镜头使人更加感到一个身心交病的人所面临的毫无希望的前景。女主角沉浸在回忆中，想起那个梦似的大舞厅的良辰美景；一时又是微弱的回声，如怨如诉，使她感到旧地重游，而那大舞厅则变成一个凄凉的小舞场。整个影片成功地表现了梦一般的舞海沧桑。
韩诺瓦在一九三八年拍出了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片子《大幻灭》。接着，他又拍出《人间禽兽》和《马赛曲》等。他到美国后，拍出了名片《南方人》。
继法国导演之后，英、美两国的导演们也开始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指导电影导演工作，其中最成功的有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希治阁（他后来到美国去）、罗兰士·奥利花、贝西尔·莱特、汉弗莱·珍宁斯和美国的刘易士·迈尔斯东、罗兰·布劳恩、墨文·李洛依、法兰克·卡普拉、约翰·福特、普列斯顿·史特吉斯、弗里兹·朗、霍华特·霍克斯等人。
希治阁原来在耶稣会学校读书，学的是工程绘图。他在英国一个制片厂工作，最初被派导演一部叫《勃索》的片子。希治阁在这部片子中采用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来制造紧张气氛。他的这种特有的技巧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使希治阁被誉为“紧张大师”。他在三十年代一连拍摄了三部以时事作背景的间谍惊险片：《三十九梯》、《夫人失踪》和《外国记者》。在这些片子中，希治阁很熟练地应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高度地施展想象力。在《三十九梯》中，有一个女人发现男人尸体的镜头。银幕上现出那女人张开口大声惊呼，但是我们却听见火车头的吼声，接着又看见一列火车驶进一个山洞。希治阁用这种方法加强了恐怖的印象，同时又把观众一直带到下一景去，加快了戏的速度。
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死了，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政局和美国人的道德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荷里活的情形也大变了。
荷里活的“新救主”爱利克·庄士敦一上台就发表他的“施政方针”：要荷里活把美国的活动“实际地”反映在电影里，“就象这个活动是真事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善行或丑行都不用删改。”
于是，荷里活就如法炮制起来。
首先表现的是心理片，更恰当说，是恐怖心理片。
这些影片描写的都是催眠者、酒徒、精神病者或心理变态的人的冒险和经历。崩溃中的意识，现实的丧失，幻觉的状态——这些都变成了荷里活的作家和导演们的宝贵材料，让他们拍出数不清的“心理分析片”来，风靡一时。这时影片的故事大都取自那些轰动一时的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
奇奇怪怪的种种圆梦的说法，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作用，以及弗洛伊德教授的大名，靠了报刊和影片的传播，渐渐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些“新”玩意就仿佛是巫术，是“精神哲学”，十分迷人。
谈到荷里活在这方面的经验，人们会想到一九三六年阿尔弗莱·桑特尔所导演的《穷巷之冬》。原作是玛克斯威尔·安德生的舞台名剧，描写美国开明人士萨柯和范沙蒂两人被迫害处死的事件。这不是一般的“恐怖片”，但对非法迫害的罪行描写得极有戏剧性，可说是心理片的前驱。
至于一九三九年查尔斯·魏德所导演的《走投无路》，就几乎完完全全地把精神分析学用电影形象直接表达出来。这部片的基本情节是：一个暴徒被警察追赶，他躲进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家中，宣称要开枪杀出去。心理分析学家看出他是被噩梦迷住了，马上对他进行心理分析，让他想起那使他成为杀人者的一段童年经历。等警察最后赶到时，这暴徒明白了一切，已经没气力拉动枪掣了。
一九四五年前后，恐怖心理片纷纷出笼：弗里兹·朗拍出了《窗中妇人》和《猩红街》；从奥地利到荷里活的作家兼导演威廉·韦尔德拍出了《双重保险》；奥托·卜利明格拍出了《劳拉》；希治阁拍出了《疑云》和《蛊惑》；罗拔·西奥德马拍出了《哑女劫》；迈尔斯东拍出了《古怪的爱情》。
在希治阁所导演的《蛊惑》里，一位疯子管理疯人院。疯子本人是主角，片里的梦境是所谓超现实派的——并且是大名鼎鼎的超现实派画家萨尔瓦多·达利设计的。
一九四六年，希治阁又在荷里活拍出《谍网情鸳》，也是一部以精神病为题材的片子。接着，希治阁又拍出《电话情杀案》等恐怖片，使恐怖片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影坛的主要片类。
美国作家海明威也写了一些以杀人、恐吓为题材的电影故事。他的《杀人者》一片，剧情发生在一个小城里，牺牲者们就象给迷住了心窍的小兔似的，乖乖地等待杀人者来杀死自己。最后，那个杀人者以非人的残暴结果了片里的主角。
所有这一切形形色色的恐怖片，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紧张、恐怖、绝望的社会中的观众来说，无疑是一种麻醉剂。无论是荷里活的老板、导演或观众本人，都想要逃避现实，忘记生活的真相。制片家们想把生活的现实问题都归罪于心理，要观众相信，这些暴力现象都不是社会出了毛病之后造成的，而仅仅是心理有毛病的人们干出来的。他们把精神分析加以歪曲的结果，使观众以为科学乃是神话，世界无非是神秘的天地，生活是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法则毫无关系的。既然一切都是“原始的心理”和“远古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因此，影片里所描写的“社会悲剧”并不是社会的“悲剧”，只是心理的“悲剧’而已。杀人、放火、强奸、迫害，都被说成为“原始意识”或“压抑情欲”的爆发，“死亡本能”的体现。
四十年代末，法国导演们在时装家克里斯蒂安·迪奥的启示下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创立所谓“新潮派”。接着，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又发展成为“新浪漫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名导演弗兰斯·德鲁浮德、艾利克·罗末尔、珍勒克·哥达、克劳德·沙伯乐和雅克·李维德等人。
目前，许多美国电影都更深入地接触到社会与人性的冲突问题。如表现越南战争的电影《猎鹿者》和《荣归》、反对核污染的《中国并发症》、接触人权问题的《午夜快车》等，都被看成是战争后遗症与人性冲突的结果。但正是这些影片，也同样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投影的影响。《午夜快车》中的男主角终于抑制不住潜意识的爆发，疯狂地亲口咬下他所切齿痛恨的土耳其狱吏的喉咙；同时，影片还表现了牢狱中犯人的同性恋等性变态的情景。
这些影片经三千多名“美国影艺学院”会员的投票而获得一九七九年奥斯卡金像奖。虽不能完全反映美国人的心理状况，但也反映一部分人对战争创伤、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及人权问题的关注。美国的电影导演们巧妙地用心理分析方法表现出一般美国人的心理动向，使影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发生了广泛的感染力。
由于精神分析学在医学以外的广阔领域的进展和渗透，弗洛伊德的确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