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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种主张”，就是趁国学受重视之机，有论者提出“小学应以诵会《四书》为主”、“初中初涉《六经》”之议。这虽只是个别论者的主张，但已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们的“国学热”应当走向何方？我以为应当加以讨论。至于为继承传统文化着想，在中小学适当涉猎一些古诗词、古文及某些古历史章节等，使国人从青少年起就有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兴趣，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不仅中小学生，甚至连一些大学生也不能像样地手书中文，亦无起码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
面向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忘却传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关于“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徐水涯
一、接着汪澍白的话来谈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绩斐然。但有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得不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发表的一些轻视书本知识的见解，与清代颜李学派的观点颇为相似。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研究专家汪澍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颜习斋对朱熹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他强调“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便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就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这就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不过，这是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三十年代的《实践论》。（汪澍白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所谈的内容非常简略，援引的史料也极少，但却给人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学派在“读书有害”这一见解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颜李学派是清朝初年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以颜元（字易直，号习斋）及其门徒李塨（字刚主，号恕谷）为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概括颜李的学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颜元）之根本主义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的作者、史学家陈登原认为，颜李学说的精髓，就在“动”、“实”、“习”、“用”四个字。
晚年毛泽东究竟发表过哪些类似颜李的见解？颜李又是怎样论说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毛的见解是否受过颜李的影响？这是几个既重要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下面我就根据翻检到的史料，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接着前引的汪澍白先生的话来谈，把他未加深谈的话题谈下去。
二、老粗与读书人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习斋的“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的观点类似的见解。毛是怎样说的呢？
1964年1月7目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下面谈刘邦怎么厉害，从略）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引自2006年12月21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所刊文章《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
毛泽东的命题是“老粗出人物”。老粗，也就是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人物”，是指杰出的人物。毛泽东这段话所列举出的“人物”都是皇帝，都是老粗出身的能干的皇帝。但没有谈到读书人。
在另外几次谈话中，毛泽东则既谈到了老粗，又谈到了读书人，而且是将二者对比着来谈的。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
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
状元、进士、翰林，在封建社会中都是被视为顶级的读书人的，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都是不成的”。毛又将读过书的皇帝和不读书（大草包）的皇帝做了比较，认为不读书的皇帝“比较好”。他的结论是：书“读多了，害死人”。
毛泽东又曾提出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甚至提出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所谓“神秘观念”。他是这样说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学问的、无创造性的。
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引自《李锐谈毛泽东》，179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这些话，虽然都是毛泽东在“大跃进”等一些特殊语境（群众运动高潮期）中说的，但反映出了他对专家教授乃至科学技术的某种怀疑和轻视。相反，他却认为无文化少文化的“卑贱者”最聪明。 毛泽东晚年说的这些话，在毛泽东时代是尽人皆知的，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都曾细细地学习和领会过，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这些话，其中某些内容，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基本倾向则是轻视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这显然是一种偏向，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偏向。
三、颜李轻视书本知识的倾向
汪澍白谈到，颜习斋的理论，“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所谓“理性认识”，也就是书本上的理性知识。试看颜李是怎样轻视理性认识即书本知识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研究颜李学派的专题论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其中说到颜李是反对读书和著述的：
颜李认为，凡纸片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读书和著书。又以为，凡口头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讲学。（《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116页）
按照颜李的说法，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学问，所反对的只是读书、著书和讲学。他们这种主张，今人听起来恐怕会感到费解：不读书，不听课，能获得学问吗？但颜李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书本上写的和口头上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是算不上什么学问的。于是，便反对读书和讲学。
试看颜李自己是怎么说的。
一次，颜习斋的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中庸》里的“好学近乎知”这句话，他反问这个门生：“你心里是不是认为一定要多读书，才可以破除愚昧之见呢？”门生答：“是”。颜习斋便教育这个门生说：
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
在颜习斋看来，天下那些成天抱着书本的秀才，都是不通事理的，他们读了书便愚蠢，而且越读越蠢，本来这些书生是想通过读书破愚的，但却越来越愚。
颜习斋还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所以他总是劝说有志向的人少读书：
仆亦吞砒人也。……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
以往，他见了有志青年，总是鼓励人家多读书，后来则变成极力劝诫人家少读书。他劝人家少读书的理由是不读书照样能成大事——试看，上古的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圣人王者，难道是读书人吗？难道夏商周三代之后的那些有作为（整顿乾坤）的帝王，都是读书人吗？
倘若说，读书读来的不是学问，那么什么才算是学问呢？在颜李看来，“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所以，只有那种“做事”所需要的实用性的知识才是学问。故此，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成天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实际事，况且，读书越多人就会越糊涂，越没有见识，办事的能力也就会越低下。他们是这样说的：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颜习斋《存学编》卷一）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习斋《朱子语类评》）
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李恕谷《圣经学规纂》卷二）
所说的“诵说”、“纸墨”、“纸上之阅历”、“今之学”等，指的都是读书、著书、讲学等事；而“习行”、“办经济”、“世事之阅历”等，则是指实行，指干经邦济世的实事。在颜李看来，读书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读书有什么用？那些能实用的本事才叫真学问。他们认为，如果书读得太多了，不仅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