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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可惜我见事迟，那时候没有这份敏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交上他这样一位可敬的朋友。
1971年我回到新华社，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1970年被迫害死去。他去世之前是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全国记者协会书记。1978年10月新华社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我代表“李炳泉治丧委员会”致了悼词。老实说，最初我只是在办一件例行公事，所谓致悼词不过是念悼词罢了。但是悼词中说到了他一些事迹和他的遭遇，我念着念着自己也深深感动了，我记得我渐渐地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悼词念清楚。这个可敬的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啊：他一生致力于革命，但是他被他所从事的事业吃掉了，吃得尸骨无存。那天的仪式叫做骨灰安葬仪式，其实骨灰盒里只有他用过的一副眼镜、一顶帽子。
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最标准的说法是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有两种可能：自杀或者他杀。李炳泉属于哪一类，现在已经很难追究，并且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追究，我只是要想一想。在李炳泉死去的时候及其以前的许多岁月，人们不仅没有不说话的权利、没有不举手的权利，而且没有不活的权利。哪怕是被迫害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是犯罪。如果李炳泉是自杀的，他的罪名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当时那些人果然给他加了这个罪名。
炳泉有自杀的可能吗？“不可能！”陈理昂在电话里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说。他和炳泉属于同一类“犯人”，每天在“专案组”管制之下一起劳动。在炳泉死去的两天之前，他们偷偷地交换过对形势的看法，当然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那天炳泉说他们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这点是毫无问题的，党决不会冤枉他们的。“一个具有这样的信念的人会在两天之后自杀吗？”两天以后专案组贴出大字报，说李炳泉这个“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畏罪自杀”了。理昂说得很激动：“我绝对不相信，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陈理昂当然没有资格去察看尸体。王唯真看到了照片，他说照片很可怕，看来有伤痕，嘴角有白色的东西。我同几位朋友在电话里讨论：难道炳泉是服了安眠药吗？吃安眠药自杀的人是死得很平静的，而且他被关押着，得不到安眠药，也得不到悬梁的绳、割腕的刀片等等任何可以自杀的条件。既然不是自杀，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他杀。那么，那“他杀者”是谁呢，有什么证据呢？以上所说的都是推测，不是证据。而且我在前面说过，我只是要想一想，不是要追究，追究得一清二楚也不能使李炳泉复活。至于那些迫害者，简直不值得一提，他们普遍地不受法律的制裁，但愿他们能进行道德的自省，提升他们自己的灵魂。现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作为一个问题，李炳泉之死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这件事全党都赞成、都说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件事。前一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算起，到1949年，用了二十八年。后一件，从1949年算起，到1976年，用了二十七年。对后一件事人们往往只从1966年算起，那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和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冲动，那就把他老人家和毛泽东思想太小看了、太低估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1949年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批斗运动必然要走到的一步。我这篇文章之所以强调想一想，目的不在于追究，是因为在这个大形势之下，大家在劫难逃。至于受难者是李炳泉或者张炳泉、王炳泉，迫害者是女人或者男人、是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带有很大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双方个人的表现，当然大不一样。这大不一样的表现，决定于各人的品质、修养和经验等等，这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大恶果之一是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其中最显著的是鼓励说假话，完全不顾事实，可以任意剪裁甚至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更不在话下。总之，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信条之下，践踏唯物论的起码要求。说假话的有奖，不说假话的倒霉，说真话的受罪。林彪有一句名言，“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他说得很坦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经过四年之久的批斗审查和劳动改造之后，得到了“解放”，取得了进入“干校”的资格。在“干校”听到我们机关发生过一件很可笑、其实应当说是很可耻、很可悲的事。有一位中层干部，当然也属于走资派，他做了一个报告，讲他怎样学习和怎样改造的收获。他说他曾经当了特务，经过学习改造和激烈的思想斗争，觉悟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感谢党的宽大，他一定痛改前非。这是个表演大师，他说得痛哭流涕。他得到了掌声，特别是得到了当时运动领导者的表扬。我的老伴在牛鬼蛇神之列，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也必须去听这个大报告。后来才知道那人说的全是假的，全是他编造的。那时我们那个机关叫做中共中央中南局，文革中撤销了。我不知道这位表演大师后来到了哪里，是不是升了官。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受批评，更不会受处分，因为他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很有力，立了功。只应当嘉奖。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和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多得很。
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这两次运动的最高领导都是伟大领袖，延安时期的总学委和后来的文革领导小组事实上都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康生那时是总学委副主任，这时是文革小组顾问，这个格局也大体不变。不过文化大革命声势更大、范围更广，行为更公开而毫无顾忌罢了。比如任何单位都可以自设监狱、自立公堂，都可以拳打脚踢动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地逼供信，李炳泉就是在这样的监狱和公堂里遭受那一切的。而所有这种种，没有一样不是一脉相承，沿袭着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那一套。别的不说了，不要扯宽了，还是只说鼓励讲假话这一条。
我认为鼓励讲假话、老实人吃亏，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使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沦丧，这是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和文革最严重的罪恶和祸害。《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刊登了方实《我在延安被“抢救”》一文，从1943年3月到1946年2月，他被关入监牢受难将近三年之久。他毫无“问题”，突然被戴上手铐关到监牢里，同时被命令不许对同屋的犯人说自己的名字，只许说牢里给他编的号码。
他是怎样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呢？后来“组织上”号召“坦白”，并且正里巴经地出现了所谓的“规劝组”。方实写道：“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代了就行了。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叛徒、托派、汉奸、特务）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
方实考虑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944年初“坦白交代”了。他说他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当了特务。他到延安来是受他哥哥叶笃正的派遣，他把在延安获取的情报送给他。方实接着写道：“交代以后果然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再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读着他这些话，我激动得几乎要掉眼泪。方实是我的老朋友，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想不到他竞做了这样一件事，而且这许多年来他经受了多么揪心的痛苦。他现在把这件事和盘托出，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怀！这种出自真诚的勇气和反思使我十分感动，十分敬佩。
方实被释放以后又过了两年，1946年2月，他终于等到了组织对他的甄别结论，这时候他才明白，关押他的主要依据来自一个同志的揭发。方实写道：“至于她为何诬赖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是也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没有去过延安。延安出来的人告诉我：那次整风审干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检举揭发，然后坦白交代、继续检举揭发。这两个阶段都要开许多大会小会造声势，会上领导号召，群众批斗以及树典型、立标兵等等。最后一个阶段是逐个甄别作结论，落实政策。我见过一位女士，人们说她乱咬了许多人，后来那些人经过批斗审查甄别都没有问题，都恢复了自由，是党员的恢复了党籍。这位女士响应号召有功，因此释放的特别早，当然更不受处分。
世界上有那种恶劣的投机取巧的聪明人，也有善良得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子。我看炳泉就属于后一类，当然他有他的特点。在地下工作中，在敌人的营垒里，他智勇双全，游刃有余。但是当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