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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除了岳麓书院，还有爱晚亭、麓山寺、云麓宫、禹王庙，既来，还可有选择性地看看黄兴、蔡锷、陈天华、姚洪业等人的墓地———都是些很革命的好汉。可是，我的脚力还没有恢复，我只在麓山寺的“观音阁”驻足了半天，就看看欧阳询所书的“观音阁”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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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多次盛赞湖南人，抄一段如下：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菜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湖南出产最好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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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湖南出产最好的军人，１８７５年，年过７０的左宗棠抬着自己的棺材，亲率三湘子弟挥师新疆，两年后收复。时隔７０余年，又轮到另一个湖南人王震率军攻下了新疆，并要求给左宗棠“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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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利希霍芬在他的关于中国１７省的考察中也写到过湖南人：“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尤其是很多的官员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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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巡抚陈宝箴上皇帝书则这样评价到这个地方：“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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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勇气是一种原始的本性，每临大事或直面新事物，也不需过分刺激，即可得着群情的激昂。有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贫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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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人当初都是以农家子弟致仕的为多。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均来自乡下，考察中国历史，也只有跟土地结合的东西，才可以获取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源源不断的营养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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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几乎都是移民，第一次是元末明初，主要是江西人移来，第二次是清初，再从邻省移入。既为外来户，必多隐忍与坚执，再加上当地的苗、侗与土家族等的强悍民风，一代一代地固结出新的湖湘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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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人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走，可他坚决不逃，坚称变法需流血，“请自嗣同开始”，在被砍头前，他还高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没见过外省有这等骨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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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杨度《湖南歌》也许可为这种殉难作一注脚：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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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浮躁，除却功名利禄，因为深深的理学根源，在个别湖南人身上也出现了极强的自律性，这是一种剔决个性后的老狐狸智慧与用世哲学，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也就是他身退之时，不但自己退，还要极力说服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要趟官场的浑水，他给儿子的家书今日大行其道，撷其精华：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自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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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构成了湖南人精神的另一个向度，韩作荣说：“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
八指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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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名和尚，以诗见誉于世的八指头陀。八指头陀本姓黄，名读山，皈依佛门后，因燃二指以供佛，故自称八指头陀。童年家贫，尝为人牧牛，一日见白桃花开满树，顷刻为风雨所摧，顿悟人世无常，遂涕泣投法华寺出家。出家后偶至岳阳，适逢当地文士雅集岳阳楼，当座悟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举座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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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长沙市天心区的礼贤街，相传是为纪念陶侃的母亲湛氏礼贤下士而定名的。陶侃乃东晋名将，曾任八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陶侃年轻之时，某日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逵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她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来了酒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喂饱了范逵的马。范逵事后得知，万分慨叹地说：“非此母不生此子！”不久，陶侃做了渔梁吏，食用官府的腌鱼，并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非但不受，还十分气愤地退回，理论曰：“汝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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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近代也是名人辈出，计有黄兴、徐特立、任弼时、欧阳予倩、何叔衡、谢觉哉等。在长沙的周边，则有毛泽东、杨开慧、谭嗣同、胡耀邦，革命的名人资源不少。但糟糕的是，有些名人故居严重破损，残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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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需要刺激，需要曲折，需要冲撞，他们不可能安于现状，不满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他们的心是向外的，向着更高更远，向着需要大展身手的地方。他们要出头，要介入，要实践，要一意孤行，怀着异常的焦躁不安，渴血般地关注与进入外边的世界。这是山地与水域的环境激发而出的湖南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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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或湖南出人才，想来仍符合“山水平衡”之法。既有山，聚仁者，有水，智者居，两相平衡，必有可期。
他们还被称为楚人，中国文化传统与古代土著血统的杂混，富于攻击性，辣椒正是其帮腔。他们也吃蛇，但不像广东人似的鼓捣成大宴，他们只是顺手吃，训练点胆气，他们的食谱中也还有些别的奇怪的像是从楚国传下来的食物，当然，他们也很懂得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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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把湘南的木材扎成木排，顺水飘过洞庭湖，下到各个沿水的城市去卖，风急浪高，孤苦无根，每日里的性命都在险处，这使他们的生命永远处于一种被激荡的兴奋之中，这种兴奋又转过来滋润了他们的苦斗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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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这个名字的由来多种。影响较大的是“星象说”：古人按星宿分野，与社宿“长沙星”对应的这片地方就叫长沙。又，由于浏阳河与湘江的交汇冲淘，江中渐渐“生长”出长长的沙洲，谓之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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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有一段老城墙，是古长沙的标志，在如今的天心公园南边，长约２２０米，城墙最高处有重建的天心阁，可以一观。
只是，在看完这段城墙后，一种强大的落寞与忧伤袭上了我的心头，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是在感叹长沙，还是在感叹我自己。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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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还有臭豆腐，最有名的据说是火宫殿，关于这个地方的臭豆腐汪曾祺已写得很好了。“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这大人物是谁？自己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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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有许多地名都与关羽有关，捞刀河、望城县的铜官，以及云母寺、半边山、勒马山、吊马界、箭头冲等一系列地名，都是，详情要去翻当地的旅游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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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花鼓戏形成于清代，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滨，是一个艺术风格独特、群众基础深厚、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种。它吸收了劳动山歌、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其后发展为“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又由“三小”增至１０多个行当，并吸收了大剧种的毯子功和把子功，增设了武戏。１９４９后，最有名的花鼓戏一为《补锅》，一为《刘海砍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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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西岸，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据记载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堆上分布西汉墓三座，１９７２年后先后对一、二、三号墓进行了发掘。先后发掘出：西汉女尸、素纱禅衣及一大批漆器、陶器、兵器、乐器、木俑、丝织品和帛画与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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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镂玉衣价值连城，这是因为整个西汉原本以勤俭立国，到了中后期，再不勤俭了，就把金玉用来穿戴了，金镂玉衣倒是连缀出来了，但汉朝也同时被镂空了。这个还不好玩，好玩的是四川人郭沫若，指着马王堆出土的一小撮谷物，一口咬定是多少年多少年的———这种功夫可比吹糠见米要高明多了。
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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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是一个很大的菜系，其特点是肥润滑腻，讲求入味，如一款干锅茶树菇，生生地也要将猪肉之味熬烂，进出自如。再则，嗜辣是其共通之方，炒青菜要放辣，吃几个甜豆沙包也要蘸着剁椒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