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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徐志摩、顾颉刚、施蛰存、胡适、郭沫若、周扬缮，批评起来都是指名道姓的。周作人和陈西滢等人也有过论战，但他在出集子的时候，把这些论战文章都去掉了，而鲁迅是保留的。”（《李敖连篇累牍批鲁迅 林贤治痛斥李敖哗众取宠》，《金羊网•；羊城晚报•；花地》）
李敖同样四面树敌，以至于得了一个“骂人癖”的恶谥，徐复观在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上发表长篇大论，其中第二项指控李敖“诽谤行为”“发展之程度，早已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为我们保留了李敖“骂人”一个完整的档案：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嗓’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那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发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中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到”“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污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朝野所作国际合作之努力。
指控李敖，客观上却对李敖的批判实绩进行了总结；清算李敖的思想，却加速了李敖思想的散布；落井下石，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不失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幽默、反讽的经典，所以李敖多年以后旧事重提竟不住好笑，说：“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激’他，‘感激’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在牢囚之后归来的重新开放，我们看李敖批国民党，批民进党，批“台独”，批从蒋介石，蒋经国，陈水扁以下的政治人物，批从胡适、钱穆以下的士林人物，“骂人”的范围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骂人”成癖的指责，李敖曾经公开申辩道：
怎么叫骂人癖？那只是我表达正义的技巧，我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表达我正义和理智的结论，我选择一种效果好一点的方法。不要因为是骂人的语言，就抹煞它的结论，问题不在我为什么骂人，问题在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譬如这次王迎先案引起“侦察中选任辩护人”之争，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可是，你看，现在花样来了，每次修改就杠上开花，竟然搞到警察可以直接抓人，搞到约谈合法化，这多恐怖！越修正越糟糕！你说该不该骂？（《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2）
而且李敖也曾经像鲁迅一样把“私人论战”纠缠到更为广阔的现实、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地带。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一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看射猛虎终残年！”（《三十年和十三月》）
但李敖后来似乎更沉迷于“私人论战”，揪住一个死缠到底，“打耳括子”也好，“闹衙”也好，不把对手斗臭，斗烂，决不罢休。因此，痛快则痛快，却少了《传统下的独白》的开阔和深度。
而鲁迅呢？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讲得清清楚楚：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疸，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疸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疸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
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李敖要有一说一，鲁迅要触类旁通。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讽刺、幽默、讲笑话一个也不能少
在《从幽默到正经》中，鲁迅进一步说：“‘幽默’一倾于讽刺，失去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鲁迅将讽刺、幽默和讲笑话进行了细分，这符合鲁迅一贯斗争的策略，鲁迅是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华盖集续编•；死地》）因此，“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华盖集续篇•；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李敖，尤其是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不惜命的，“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李敖快意恩仇录》）因此，李敖贡献给世界的是带“刺”的幽默，因此，“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地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以至于李敖终于身陷囹圄。
但我们进一步地考察，李敖的身陷囹圄似乎又不能单单归咎于他带“刺”的幽默，事实上，李敖更热衷的是“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按照鲁迅的推断这样地幽默下去，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李敖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李敖的流年不利应该从时代上找原因了。当我们回过头看鲁迅和李敖所处的时代，时代并没有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延转到60年代就变得开明和宽容。某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