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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第一份生活费，70元。本来是150元的，校长说另外的80元由乡里代为扣除，算是捐给乡里搞建设了。
因为我上班挣不到一分钱工资，还得吃家里、花家里的，结果本来还不错的家，被我给慢慢折腾光了，小妹和小弟都先后辍学，去南方打工了。最近我谈了个朋友，我的同班同学，是附近村小学的老师。母亲听说后，极力反对，还到他家里闹了一场。我知道母亲的心，因为像我们这种处境，假如将来真结婚成了家，那就非饿死不可。我就听说附近一个乡里的老师，因为夫妻俩都是老师，又都没有什么依靠，结果生活非常艰难，竟然经常在放学后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嘴上说是做家访，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是去要饭，只不过说起来好听些。
事实上，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如果过段日子工资还没什么盼头的话，我们就出去打工。我想，那时候，母亲可能不会再反对我放弃教育的选择了。因为这一阵子母亲老在唠叨，这世上咋没后悔药呢？是啊，这世上咋没后悔药呢，如果有，我肯定会第一个吃。
第4章 追问1 灭顶之火还是繁荣之源（1）
1 灭顶之火还是繁荣之源——浙江长兴教育券实验引发地震
美国教育券的运行模式是“先发后选，官随民选”，长兴教育券是“先选后发，民随官选”。美国教育券无论发放对象有无限制，一定是所有获券家庭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认可公众选择，学校只要想方设法迎合学生（家庭）需要即可；长兴教育券是政府选定若干学校，学生（家庭）只有选择政府认定的学校才能获得教育券，从理论上说，学校除了要在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上下工夫以吸引学生，对于如何进入政府划定的学校范围也需要进行努力。
2000年11月，浙江省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它们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
长兴县位于浙江西北苏、皖交汇的半山区，民办教育虽起步不算晚，但初具规模的只有湖州清泉武校和华盛高级中学，民办教育仍处于弱势地位。如何做大、做强民办教育？原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现任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说：“必须创设公办、民办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
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决定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通过发放教育券对弱势教育和弱势群体进行补贴。经县委、县政府批准，该县出台了《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当年发放教育券65万元，发券学生1800多人，其中民办学校26所，发放对象主要面向12年一贯制的湖州清泉武校（民办）、县职教中心、县职技校。
孰料，面额仅为几百元一张的民办教育券的发放，立即引起了20多家中央及浙江省内媒体的关注。正如一篇报道所说：“这至少表明，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开始享受‘国民待遇’。”清泉武校的一位家长、私营企业老板拿着一张教育券感叹地说：“每年我要纳税几十万元，虽然一张教育券只几百元微不足道，但是，它使我的孩子获得了教育‘公民’的地位。”
清泉武校校长周清泉说：“政府对我们学校的学生发放了教育券，学校社会信誉大大提高，报名入学学生越来越多，在校生数已由341人增加到1171人。”该县教育局职教科长林卫国说：“华盛虹溪中学在校生也由去年的926人猛增到2329人。另外，职教招生形势大为好转，由前年的1403人增加到去年的3306人，普、职招生比由1︰0。73达到了1︰1。”
教育券制度的实施，激发了外来资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2001年，该县成功引进外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与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新建了股份制形式的华盛虹溪中学。由圣特沃花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3亿元的“昆中国际学校”正在兴建中，南京聚恒集团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
2002年，教育券发放对象扩大，从2001年的职业学校、民办学校扩大到贫困学生。除了民办学校25名学生和职业类学校2834名学生，还有361名贫困学生，总计3220名学生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教育券156万元。
两年教育券发放后，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均获较大发展：职教招生由2000年的1403人增加到今年的3306人；湖州清泉武校在校生由2000年的341人增加到今年的1171人。
长兴教育券的顺利推进极大地鼓舞了长兴县教育局的工作热情和扩大试点的信心。他们预备从2003年9月起到2005年7月，在高中阶段扩大教育券试点范围，除长兴中学外，选择长兴其他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均可获政府教育券补助，然后从2005年9月开始，在高中教育阶段全面实施按生均培养成本核拨教育经费的教育券制度，同时进行相关政策配套改革。
“教育券制度（vouchersystem）”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内容很简单：政府应把资助教育的金钱，直接发到学生家长手上，再由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具体做法也不麻烦：政府把教育券发给家长，家长选定学校后，把教育券当作部分或全部学费交给学校，学校回头再凭教育券向政府兑换金钱。
从美国来说，它主要想解决效益、公平的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必须要有所选择。教育券最关键、最核心的实质是效益与公平。在美国，政府实施教育券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教育券可以只发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也可以让所有学生都享受。在美国，学校没有权力选择学生，学生有权力选择学校，超过学生额度时抽签解决，享受教育券的学生可以通过抽签选择学校。政府对公立学校资助一是按公立学校的生均经费给教育券；二是低于生均经费选择到私立学校，允许私立学校收费；不是全部学生都给学券，学校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付费名额的学生，否则私立学校性质会发生变化。美国有的州拿教育券的学生还可以到教会学校上学。
政府对参与学券制的学校要进行评估，进行质量监控。学校拿到政府的补贴就要接受政府的监控和管理，对拿到教育券的私立学校，政府有一定的管理，这不同于对一般私立学校的管理，政府要对学校及学生家庭提供准确的信息。政府通过自身或中介组织对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学校实行长期评估，美国教育券搞了十几年，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原因在于对效益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现在，国际上搞教育券最红火的是智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普遍实行，目前它的私立学校占全国学校总数的40％。
与美国教育券相比，长兴教育券有着自己的特点：美国教育券的运行模式是“先发后选，官随民选”，长兴教育券是“先选后发，民随官选”。美国教育券无论发放对象有无限制，一定是所有获券家庭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认可公众选择，因此，学校只要想方设法迎合学生（家庭）需要即可；长兴教育券是政府选定若干学校，学生（家庭）只有选择政府认定的学校才能获得教育券，从理论上说，学校除了要在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上下工夫以吸引学生以外，对于如何进入政府划定的学校范围也需要进行努力。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但这种可能性却是长兴教育券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潜在的隐患。
美国教育券给家庭的激励是去选好学校，长兴教育券给家庭的激励是去选弱势学校。美国教育券的实施，在导致差距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校差异化（特色）发展的内在动力；长兴教育券的实施，在缩小校际差距的同时也减弱了学校差异化（特色）发展的内在动力。激励家庭去选好学校体现的是“消费者主权”、“效率优先”和“机会平等”的观念，但在生产者为争夺消费者的竞争中，消费者也要承担生产者竞争失败带给他们的市场风险；与此相对立，激励家庭去选弱势学校体现的是“生产者主权”、“公平优先”和“结果平等”的观念，在教育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有助于弱势学校发展，从而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美国教育券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或重要的来源，任何公立学校都不敢掉以轻心；长兴教育券在学校经费来源中所占份额较小（目前），很难对学校决策，特别是很难对强势学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数额较小，也不足以影响家庭在教育质量差异方面的择校决策。因此，长兴教育券在制度设计上内在地决定了它对弱势（学业上、经济上等）群体、弱势学校的影响大于对强势群体和强势学校的影响，也因此决定了长兴教育券更适合于作为公平工具而不是效率工具。
美国教育券是基于公民权利的效率工具，长兴教育券是基于政府职责的公平工具。美国教育券的运行方式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即政府尽可能少地介入私人决策领域；长兴教育券的运行方式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运行方式，即政府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责任和采取更直接的社会公平安排。美国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竞技场上警察的角色，中国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大家族中的家长角色。
两相比较，无论是美国教育券还是长兴教育券，都是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体现了政府改善公共教育管理方式的愿望，但在实践上却采取了非常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