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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课命运相似的，还有心理健康教育课。虽然它并非高考必修课，但它对高考生，尤其是高考复读生的意义却非同一般。由于经历过失败的打击，这些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如果不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那么，越复读成绩越差的悲剧，就会时常发生。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在这里最合适，可惜很多学校偏偏忽视了。
和各校对高考应届毕业生严格的管理相反，高考复读生的纪律相当松散。对他们的管理，基本靠学生自觉，基本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样，一些家长企图靠复读再让学校多教育一年孩子，以免使其过早步入社会惹是生非的想法，不但在事实上便落了空，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恶习。据我了解，高考复读生违反校规校纪的比例，比普通学生高出一倍以上。
高考复读生之所以让我想起同学背诵“1840年鸦片战争”的故事，是因为从前的他们绝大部分是真正的落榜生，其原因一是竞争的确激烈，真是千军万马难过独木桥；二是其学习方法有问题，死记硬背多于灵学巧记；三是部分人有高考心理障碍，成绩平时还行，一旦真上考场，往往不战而败。处在巨大心理压力下的他们，精神面貌自然麻木、萎靡得多了。
不过，现在的高考复读生已经不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比如高分复读生。在这些学生中，不乏成绩超过重点和本科录取线的人。至于成绩在省定大专线以上者，更比比皆是。在开封高中补习学校，本来招生简章上标明的优惠办法是2001年高考成绩超过重点线的700元、本科线的500元、省定大专线的300元，但因超过省定大专线仍要求复读的学生太多，学校最后只好宣布超过省定大专线的不再优惠。
鲁山县一高的王建宝考了498分，远远超过重点线，可距实现其北京大学梦还有点距离，就选择了复读；开封高中的吕科峰成绩是494分，与北京医科大学失之交臂，也开始了复读；吕科峰的同学刘丛想上中山医科大学的本硕连读班，但488分的成绩使她没能如愿，所以，即便南京邮电学院专门给她打来了电话，她还是走进了高考复读班……他们的共同想法是：既然都是拿钱上学，为什么不拣自己喜欢的呢？
对这种高分复读现象，商丘市的孙老师说，在这些学生面前，实际上有两个陷阱：其一，今年你考了高分，但明年受到考题风格、身体状况、突发事件、招考信息误导等种种不确定、不能预见因素的影响，复读后能否再有相对高分的优势，并不可知；其二，如果今年录取你的院校、专业不太热门，希望明年再考热门院校、专业，那么，因为在你之前多毕业了一批人，也就意味着你少了25％的就业机会。由此，她认为高分复读，得不偿失。
据我观察，和孙老师观点相同的多为成年人，反之则是正在复读或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大家的出发点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迥异。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种现象，以便找出更科学、更合情的解决办法。
高分复读毕竟只是颇有另类意味的新生物，高考复读的主力军，依然是那些分数不达标的真正的落榜生。对于他们，漯河市二中的李慧芳老师这样说：“高中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智力潜能有了更高要求，再负责的老师也无法代替学生进行自身智力潜能的发掘，如独立思考、抽象思维、逻辑记忆和推理能力等。没有一定的天资，再复读也考不出好成绩。只有接受人与人智力潜能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才能尊重、理解自己。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欲望没错，但当欲望远大于智力潜能时，欲望就会变成错误。”基于此，她认为对越来越热的高考复读潮，应低调议论，冷静对待。
然而，人大附中的靳忠良老师却认为，每个人都站在复读的侧面，自然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把对高考复读的讨论限定在某些具体人身上，结果就很清楚了：在老、少、边、穷地区，考生希望再读一年，重考一次，以改变人生的坐标，为什么不该支持、欢迎？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者，无不有血气，有不可动摇的目标，谁敢说在他们中间，不会再出现一个陈章良？
听了我转述的靳忠良老师的意见后，许昌市某局的王副局长非常感慨，他说自己从前也是位高考复读生，经过一年的顽强复读，才考上了大专。大专毕业后，他参加了工作，然后又根据形势需要，自考了本科。2003年，市里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他凭借实力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以最高分被选拔为副局长。“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复读，我现在指不定在哪儿打工呢！”他说：“一年复读，终生受用，这账谁都会算。”
高考的失利，的确使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孩子，迅速长大起来。商丘市的李明在谈到自己的高考成绩时面露愧色，他说自己的爸爸是下岗工人，妈妈在街头卖菜。在交复读费那天，他看到爸爸犹豫了很久。“我自己以前总嫌父母给自己创造的条件不好，有时甚至抱怨自己怎么没有有本事的父母。现在，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更为自己的成绩脸红。我再也没理由让他们失望了。我会用自己的成功报答他们的辛劳。”他哭着说。
李明的班主任王维敏老师这样告诉我，也告诉自己的学生：高考失利绝不丢人，它只说明考生在对知识的掌握上晚了一步，而经得起失利的考验则是一种成熟。人是需要经历的，复读就是一种经历。敢于复读，有勇气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坚强。时间可以使人淡忘一切，也可以使人赢得一切。谁能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谁就是明年的胜者。
王老师的这番话，不禁使我想起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下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倒。”
在本次采访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人称“抗战八年”的、名叫张建军（化名）的超级老高考复读生。
张建军说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93年。那一年，他考了360分，离省定大专线很近。本想复读一年后能多考几十分，哪曾想考前一个月突然生了场大病，虽然咬牙坚持完1994年的高考，但成绩还不如1993年。当时，老师和家长都劝他说，这次没考好纯属意外，如果发挥正常，成绩达标准没问题。这样，带着遗憾，也带着希望，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读。
果然，1995年高考时，他的高考成绩达到了省定大专线。本想着终于板上钉钉了，可偏偏填志愿时忘了写同意调剂，结果又落了榜。这次，他主动要求复读，心想再学一年，1996年再达标绝对有把握，如果时来运转，读本科也有可能。哪承想，就在这一年的4月，他父亲因病去世了。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必须挑起全家的大梁。这一年的高考成绩还没公布，他就知道自己没戏。
1994年高考前，他就订了婚，1996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后，又结了婚。考虑到还想最后试一把，他就和妻子商定只办事，不领证。好在这事在农村太普遍了，妻子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这样，他又稀里糊涂地参加了1997年的高考。还别说，这次又上了大专线。可妻子对他说，要上就上本科，这样她脸上才光彩，并且保证家里所有的活她一个人干，不让他操心。没办法，他又咬牙参加了1998年的高考，可这一回，他的成绩与大专线整整差了23分。
再以后，由于高考改革的幅度越来越大，他高考的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现在，我参加高考纯粹是在做惯性运动，”他自我调侃地说，“妻子脸上的光彩早被我剥光了，所以还让我一年年复读，是她觉得这总比在家闲着没事，打麻将赌博强，而且还能辅导辅导上小学的儿子。”当我问他还要复读多少年时，他半开玩笑地说：“一直上到和儿子同桌呗。”
张建军的故事自然是特例，但我却从中看到了绝大部分农村学生的读书观：读书只为考大学。如鲁山县一高的一李姓同学就说：“读书不考学，还有啥意思。”事实上，虽说很少有人像张建军这样“抗战八年”，但在农村高考复读生中，连续复读3至4年，甚至结婚生子后仍在复读的，大有人在。他们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唯一的精神支柱便是：通过考学跳农门。
据我了解，高考复读热形成的原因，除常规的以外，国家以往对考生年龄与婚姻的硬性要求，以及无正当理由不得在填报服从志愿后退出录取的规定的取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以平顶山市、开封市、漯河市为例，2003年高考复读生的总数都在4000人左右，比去年多了1倍以上。对这种高考复读大幅度升温的现象，一些人深感忧虑。
平顶山市教委普教科的一位负责人说，该市的高中教育容纳能力有限，师资、校舍、设施本就难以满足初中毕业生的入学需要，复读生重返高中，把本就属于初中毕业生的学习场所侵占了，这就有意无意地把一部分初中毕业生排挤到了高中校门外。2003年该市初中毕业生共5万多人，而包括职业高中、民办高中和综合高中在内，全市总共才招了3万多人。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校中校（班）”式的高考复读班，势必会有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走进高中校园。
开封县一中的刘秉臣副校长说，他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总数几乎与高考复读生持平，每年都在800人左右。虽然从升学的质上看，考上重点和名牌院校的应届生多，但从量上看，还是复读生多，从而造成很多应届生一入高三，就做了上“高四”的准备。据他了解，在很多县区高中，学校领导和老师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高考复读班。这样，高考复读班越红火，则应届毕业班越冷淡。他坦言：“真怕高考复读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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