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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