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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决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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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2）
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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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裤头换个城市（1）
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像换个裤头那样简单。
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粱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多数人讲英文，花草整齐，地上没痰和烟头，咖啡和可乐都散发着资本主义
的味道。
所以想象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我想应该像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褪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像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书之后，还在楼板上跳了好些下，没塌，还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应天花板上也没看到裂缝。再从美国打电话来，是姐姐，说老妈做梦把书箱子从一个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累惨了，心脏病犯了。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说医生许可之后就飞回来，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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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裤头换个城市（2）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像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子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扇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WTO了，奥运会就要来了。日子好，即使不能长生不老，总还是希望能延年益寿。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我想，尽管麻烦，第二种还是比第一种容易些。
200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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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少读董桥
在走过的城市里，香港最让我体会后现代。我对后现代的定义非常简单：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
在长江中心的二十五层看中环，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蚂蚁，耳朵里塞着耳机，面无表情，汽车如甲虫，连朝天的一面都印着屈臣氏和汤告鲁斯（内地译为汤姆克鲁斯）新片《最后的武士》的广告。路人和汽车，都仿佛某个巨型机器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
往，涌来涌去，心中绝对没有宏伟的理想和切肤的苦难。绝大多数人的目的简洁明了：衣食住行，吃喝嫖赌，团结起来为了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所以很容易说香港没文化，是个钱堆起来的沙漠。这个我不同意。香港至少还有大胖子才子王晶，陈果，还有酷哥黄秋生，曾志伟。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容易长出像样的文字。李碧华是异数。即使中非某个食人部落，几十年也出一个女巫，善梦呓，句式长短有致，翻译成汉语，才情不输李清照。
有人会说，香港有金庸。可是，金庸有文化吗？除去韦小宝的典型性直逼阿Q，其他文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略同《七侠五义》，低于《水浒传》。而且，金庸的幼功是在内地时练成的，和国民党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