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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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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乾隆帝创定的金奔巴瓶制,因早经下谕执行,福康安等大臣便未议及。以上这些章程、制度,后来加以归纳组合,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为二十九条,分贮理藩院及西藏,成为清政府管辖藏区的基本文件。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藏区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权限,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简而言之,从此以后,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这对藏族的前进、西南、西北的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圣武记》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盛赞乾隆帝治藏之功,说得不错,现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其文为:
  “(击廓尔喀之后)留土番兵三千,汉、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驻藏二大臣行事、仪注始与达赖、班禅平等,其四噶布伦及番目缺,均大臣与达赖会同选授,定商上喇嘛银钱出入之额,与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狠性野心,且决骤而不可制。南北朝时,西域数十国迎法师,求舍利,动至兵争,为部落安危所系。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设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失。……允失,曼殊师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达赖进表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盖曼殊音同满珠,即满洲转音也。”[12]

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1393,页11、12、13。
  [2]《清高宗实录》卷1403,页21、22。
  [3]《清高宗实录》卷138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24。
  [5]《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22、23。
  [6]《清高宗实录》卷1424;页24、25。
  [7]《清高宗实录》At1424,页26、27、29、30;卷1427;页3、4。
  [8]《清高宗实录》卷1417;页3、13、14、15、16。
  [9]《清高宗实录》卷1417,页3。
  [10]《清高宗实录》卷1418,页10、11。
  [11]《清高宗实录》卷1418,页12。
  [12]《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庙谟”错谬 台湾几失
第十二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 乾隆帝遣军征剿

第一节 “庙谟”错谬 台湾几失

一、低估危局 天子决策失误
  乾隆年间,虽然进入了皇上称之为“全盛之时”,但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各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象乾隆三十年新疆的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起义,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撤拉族、回族人民的起义,等等,规模都比较大。各地秘密结社也很流行,不断发生民变和抗租,但规模最大的还是台湾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现将其情叙述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常青奏:“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敦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1]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柑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现添派各标营兵,候风出口”。[2]
  乾隆帝读过奏折后批示:“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合省以及邻疆,皆怀恐俱之理。”[3]
  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总督,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皇上弘历,却指责其“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帝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作出结论了。事实证明,乾隆帝对台湾府形势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
  他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上出了差错。其一,民风不明。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统一以后,设台湾府,隶于福建,下辖台湾、风山、彰化、诸罗四县,府治在台湾县城。台湾府南北长二千八百余里,东西五百余里,横亘海中,距彭湖约二百里,离厦门约五百里。台湾府居民包括土著高山族和福建、广东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州县移入台湾的汉民。移民多系违禁私渡,许多人历尽艰险才到达台岛,清廷又在相当长时间内禁止移民的妻室儿女入台,使很多移民是孤身在台。他们还要冒着被“生番”袭掠的危险,在烟瘴侵袭的恶劣条件下开荒垦地,经过许多磨难才将荒地垦熟,安居务农。这样一来,移民的反抗精神自然相当强烈,因为,他们经过了险恶条件的磨练,他们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庄房和田地,即使是佃农,也拥有永佃权,收入远远高于内地,谁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必然拼死相抗。为了生存,为了不受人欺侮,台民往往结社成派,地区观念很强,闽粤移民之间,以及闽粤内部各州县移民之间,常生械斗,抗官杀吏之事变层出不穷,使不少官员视台湾为难治之地。到了乾隆中年以后,这种情形更日益突出。原礼亲王昭梿对此评述说:
  “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永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4]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益轻视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5]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6]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决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代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到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的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激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设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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