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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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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顺治朝举行了八次殿试,取了八名状元,其中有江浙的吕宫、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文元、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东邓钟岳考上一名状元外,其余二十个状元皆系江浙人。雍正朝的五个状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间出了二十七个状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顺康雍乾四朝皇上钦定的六十一名状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难以相比的。
  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巩固其统治,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准备工作
  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下达巡幸江浙之谕后,便督促臣僚进行安排,使其实现。他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要浪费民力扰乱民间。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谕军机大臣:朕巡幸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除道供应,有司不必过费周章,已经屡降谕旨。“至川原林麓,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徙”。[4]同年三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说:查勘御道营盘处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错,不似北地平旷可以随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难得。臣与向导大臣恭阅御舟所经河道,纤路最宽者,不过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过求开阔有损田园”,凡营盘处所,必详勘无妨民业之处,签桩修治。至于杭城西湖各名胜所经陆路,亦止期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5]
  不久,他又看到向导大臣的奏折。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奏称:由杭州渡江至绍兴禹陵、南镇一路,“河道窄狭,仅容一船,经过石桥四十余座,须拆毁过半,早地安设营盘,地气甚属潮湿”。努三、兆惠的责任是保证御道畅通、安全,让皇上、太后平安、舒适地游览、考察,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是不能以此惊动圣上烦劳天子的,这将被视作无能、失职或欺扰至尊,而被惩处,为什么这两位大臣要冒遭罚的危险奏呈难题?因为,他们所奏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至少有两点十分明确:一为道路难行,谏阻巡幸浙江;二为如要前往,需大兴土木滋扰民间。这对于乾隆帝来说,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愿望就会落空,雄伟的目标无法达到,允其拆桥占用民地大建营盘吧,又要骚扰民间,违背已发之旨,此题确难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惊慌胸无主见之庸君,而且此时刚及不惑之年,身体健壮,胸怀大志,对个人享受看得并不太重,因此,经过思考后,他找到了轻易攻关的妙方。他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余里之内,不躬亲展奠,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向导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权宜办理之道,鳃鳃以水道不容巨舰、旱地难立营盘为虑,若如此,所议拆桥数十座,即使于回銮之后,一一官为修理,其费甚巨,且不免重劳民力,“岂朕省方观民本意耶”?“朕在宫中,及由高梁桥至金海,常御小船,宽不过数尺,长不过丈余,平桥皆可径度,最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间乘用,俱当驾驶小船,石桥概不必拆毁”。其原拟安立营盘二处,“著于此处造大船一只,专备晚间住宿”,不必于早路安营,既避潮湿,“且免随侍人众践踏春花之患”。[6]看起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龙船竖舰之常规,临机应变,改乘小船,从而轻易地跨越过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呈报关于巡幸浙江的两个问题。他奏称:明春南巡,浙省杭、嘉两郡俱系水乡,湖荡港汊,纵横交错,自江南交界至杭,陆路惟运河纤道,宽仅七八尺,凡应用什物暨执事人等,有须先送前站预备者,若开辟陆路,必挖废很多民间田园,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执事人等,均由副河前进。御道两傍,本来俱应安兵站围,浙省运河纤道竟有无可站立之处。今酌定于两岸内,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如无路径处,不复安兵站围。其两岸有村镇居民处,许令男妇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于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当之极。好。不必严为拦阻。”[7]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行营王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马匹、船只等事。允禄等奏:水路随从官兵,必宜酌减,除大臣等应中途留住及随从人员已钦派外,侍卫仍派三班,兵丁本应派八旗六百名、健锐营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锐兵久不操练,恐致生疏,应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时,各处官员人等量减,但取差使无误,其余人员俱留住河北。其前锋、护军等兵,减派五百名,加上江宁迎驾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拟派章京四十员,虎枪侍卫兵丁拣选四十员。江浙旱路应需之马,除御马用船载往,随从人等官马,照康熙时例,取用于地方,大臣一员用马五匹,章京侍卫一员马三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用马二匹,其余每二人用马三匹,于驻防、绿营官马、驿马内预备,合计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隶厂,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由苏州至灵崖、邓尉、虎丘等如非紧要差使,俱留于舟次,约须备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备一匹,以便添用。至于船只,如多,亦恐拥挤,派出大臣,或每员给二只,或一只。侍卫官员等,或二三人一只,或四五人一只。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只,或十数人一只。除装载物件便民船二十五只外,统计沙飞、马溜船四百四十只。随行官员人等,在十里以内者回船住歇,远者于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许占住民房。米粮柴草,派地方官招商,于行营左右公平售买。乾隆帝览折后,同意其议。
  不久,两江总督黄廷桂奏,遵照廷议,将马照数调备,并备马二千余匹赴浙协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拟调通省营马五千匹备用,其什物另备人夫扛抬。总理行营王大臣就此议奏:江苏人稠地狭,马匹太多,难以安顿饲养,请再酌减江苏备用之马。浙省既备有人夫扛抬什物,原议每十匹外备一匹之议,可予减省。帝从其请。
  另外,江宁将军锡尔□,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巡幸之时大阅,预备满兵一千五百名、汉兵一千五百名会合操练。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车驾经历江苏省内二十三个州县,赏赉需钱,宝苏局存钱不敷,暂加铸八卯。等等事项,总理行营王大臣和江浙官员,紧张进行准备。出巡之时,需指派一些王公大臣留京,总理事务,途中由总理行营王大臣具体安排,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巡幸江浙时,乾隆帝便指定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在京总理事务,行营由大学士、一等公傅恒总管。以后五次南巡的准备工作,大体与此相似。

三、南巡之情和成效
  乾隆皇帝弘历仿效皇祖康熙帝玄烨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从正月十三日离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后返回畅春园。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发,四月二十六日回圆明园。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为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前四次是奉母后前往,后两次为帝率臣巡幸。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加上浙江的海宁县。六次所经之地、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范围。现以第一次南巡为例,参举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评述。
  其一,蠲免积欠钱粮。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谕蠲免江苏、安微、浙江钱粮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朕宵旰勤劳,如伤在抱,兹当翠华亲莅,倍深珍切,用普均霑之泽,以慰望幸之忱。
  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微积欠地丁三十万五千余两悉行镯免,“俾官无诖误,民鲜追呼,共享升平之福”。浙江因无积欠,著将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三十万两,以示鼓励。直隶、山东所过州县,蠲免本年应征额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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