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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明白了：对，他们现在是拴在一条链子上，如果她想拯救儿子，那么她必须救活伊拉。“我说什么了吗？”安娜双眼圆睁，“我只是说我不是植物，多余的我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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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滴药液：1滴，2滴，3滴，4滴，5滴，6滴，7滴，6滴，5滴，4滴，3滴，2滴，1滴……时间和药滴成为安娜生活的组成部分。数时间和滴量是一项机械的不用动脑子的工作，不需要创造性，也不需要交流，但这比失眠更耗人精力。每天天一亮安娜还没有睡醒就不得不起来，迷迷糊糊地扶靠着墙前行，像一只冬眠期的苍蝇，似在走又似在睡觉，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伊拉跟前的。睡不醒是对身体的压迫，没有交流是对精神的压迫，伊拉始终没有感知地躺着，不见任何好转的迹象，这些对于安娜来说，就像三个敌人走上前来对自己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到底伊拉的机体是不是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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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像养一个吃奶的小孩似的？”别拉顿娜很惊诧。
“养个小孩儿，小孩儿还能长大，现在苦一点，以后就好了。可你这是图什么？”丽达不解地看着安娜。
“那我怎么办？”安娜问。
“交给国家，送到那些慈善机构去！”别拉顿娜建议。
“我了解那些慈善机构，那里太残酷了，会让人发疯的。”
“伊拉她……别怪我说得不对，她不会觉得残酷，也谈不上发疯不发疯，她什么也不知道。”别拉顿娜提醒说，“在哪儿对她来说都一样。”
“但是，她活不下去，阿列克也活不下去，你也一样。”丽达对安娜的想法给予了支持。
这次谈话是在使馆的招待会上进行的。大使邀请格拉诺夫斯基参加这次招待会，格拉诺夫斯基本人对这种招待会不感兴趣，他没有来，空洞的谈话、没必要的交际、在大厅跑来跑去让他觉得无聊。但是丽达喜欢这种上层社会的生活，而且把自己的朋友也拉来了。朋友没有去过国外，使馆的招待会活动对于她们来讲是通向资本主义国家的窗口，俯窗望望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
大使偕夫人在迎接客人，也许他们注意到了格拉诺夫斯基先生没来，而代替他的是三位不熟悉的女性。但大使依然客气地与她们微笑、握手、打招呼，与其他国家的大使一视同仁。
别拉顿娜的眼睛四处扫寻，希望找到一座更新的桥替换现在的新桥。安娜则暗暗地打量着来这里的客人。不远处站着一位高挑的着黑色礼服的优雅女士，那种礼服一般是豪华酒店的门边接待员和乐队指挥穿的。安娜感兴趣的不是她的礼服，而是她的年龄。40岁？96岁？她的那张脸应该做过几次整容手术了，但某些地方还是有皱纹，手上有大块的色斑。应该是96岁！但还是风韵犹存。
“看！”安娜碰了碰别拉顿娜。
“哪儿？”别拉顿娜没明白，因为她的眼睛一直在追随着男性。
侍应生端来装满食物的托盘：纪念币大小的汉堡、饮料，应有尽有。威士忌、堪培利、橘味白酒，单是听到这些酒的名字就要醉了。安娜各种酒都为自己选了一些，好像有点儿醉了。招待会上还有一个服装展示会，椅子放置在四周，大厅中央模特走着猫步展示皮衣。这是一位西方著名服装设计师的设计组合。
安娜以前一直以为冬天的衣服是用来御寒的，今天才知道不是这样的。衣服可以是一件艺术作品，就像毕加索的画一样，它可以穿在身上，也可以拿在手里。服装模特，这些打扮奢华的年轻姑娘们按照某种专业化的训练行走，同时迈步，露出大腿，带来一丝神秘感。如果伊拉也在这里表演，一定不会比她们差的，甚至更好，可惜她现在成了植物人。而阿列克本也可以和这些年轻姑娘调调情，可现在坐在伊拉身旁，好像自己也成了植物人。
她……安娜……永远也不会有那样的皮衣，不会有那样的腿和臀，这里面也不会有男人邀请她去电影院，然后在黑暗的影院告诉她“我爱你，我为你而死……”安娜哭了。
“你怎么了？”丽达拍拍安娜。
“嫉妒。”别拉顿娜解释。
这是事实。但不仅仅是嫉妒，还因为安娜悲伤地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会有了，有的就是药液：1滴，2滴，3滴……
安娜回到家里时已渐渐清醒了。阿列克在值班，伊拉睡着了。“我醉了。”安娜对狗说，应该和谁说说话。两个月里狗长大了许多，高大健壮，毛发浓密。它的父亲或母亲是纽芬兰犬，高山救人的一种狗。安娜把狗驱赶到走廊里，走廊里地方很小，转不开身，所以狗就像铁路调车似的，只能向前—向后。
安娜坐到电话旁，违反了与维尔希宁之间的约定，直接拨了他家里的电话。维尔希宁自己接的电话，安娜听出了他的声音。
“晚上好！”安娜问候了一下，“我刚才照了照镜子，发现额头上的皱纹德国人都可以爬进来了，躲避在那里，谁也看不到，就像潜伏在壕沟里。”
“你喝醉了，是吗？”维尔希宁猜测。
“嗯……”安娜承认。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维尔希宁悄悄地说，然后一下子用高昂的声音说：“好的，好的……”这就是说他妻子过来了。
伊拉在陌生的星球行走，突然来到了一所房子前。房子四周的墙壁是网状的，房子中间有个毛茸茸的东西，角落里有一个很高的东西。伊拉惊奇地仔细看，好像什么时候见过这些东西。她挺了挺身子，头痛起来。房子，她想起来了。狗。人。她也是人。但角落里不是她。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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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9点，安娜滴完4滴药液抬起头，突然看见伊拉正看着她，不是目光散乱地看，而正是盯着她打量着，这让安娜很意外，不自觉地尖叫了一声。人一般因为恐惧或者因为与恐惧相反的心理感觉而尖叫，这种相反的感觉是什么？是幸福？
安娜尖叫了，尖叫的能量立刻传染给了狗，它跳起来，激动得发狂，用热乎乎的舌头舔安娜的脸，然后兴奋地跑到伊拉身旁舔伊拉。这只毛茸茸的大肉球把欢快充满了15平方米的小屋。安娜抓起电话，应该告诉阿列克这个好消息。睡不好，没机会与朋友交往，时间和药滴，她的劳动和耐心终于换来了被称作“好转”的结果。
电话没人接，过了很久传来彼特拉科娃亲切的声音：“请您晚点再打来，我们现在在开会。”
“不，我不能等，让你们的会见鬼去吧！”安娜想喊，但彼特拉科娃挂断了电话。
“婊子！”安娜骂道，这是市医院的科室主任尤莉亚·阿列克桑德拉·彼特拉科娃。安娜突然很担心，这种好转的迹象是不是只是她的感觉，回到屋里，伊拉又睡着了。看来，面对崭新的一切让她力不从心，脸色苍白得像脱脂牛奶，一动不动，好像也不呼吸。安娜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忧伤，从前伊拉是因为阿列克而存在，而现在她就是她自己，一个年轻的、不幸的、无助的女人，几乎还是个孩子。如果安娜死了，她将如何走进生活？面对她的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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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坐在伊拉脚边看电视，《600秒》节目说一个姓普罗霍洛夫的男子花5000卢布雇凶杀人得逞。《晚上好，莫斯科》播出新闻说，停尸间满载，尸体无处存放被老鼠咬吃。阿列克听这种新闻干吗？他如同死人，对他来说老鼠吃不吃他都无所谓，但活着的人听到这种新闻觉得很可怕，害怕活着也害怕死亡。
阿列克已经厌倦了目前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迷上了看录像。但今天没有借上录像带看不了。彼特拉科娃家里收藏了很多录像带。阿列克向她借：“借几盘录像带给我看看吧？”她说：“去我家里挑吧，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他们一起从医院出来，外面下着雨。地上还有积雪，而天空下着雨，“冬天过去了。”彼特拉科娃说。她穿着黑褐色的衣服，不是很协调，感觉很滑稽。
雨点打在身上，彼特拉科娃的眼镜上都是溅起的水珠。阿列克注意到她的车牌号是“17—40”，“还差20就是17—60了。”他想。他还想起来，再过20分钟就要给伊拉喂最后一滴药了，他现在也生活在时间和药滴的轨道上。
彼特拉科娃开门的时候怎么也插不进去钥匙，阿列克建议自己试试，从她手中拿过钥匙，很容易就插进去了。彼特拉科娃没动，着迷地盯着他的手说：
“你的手……”
“我的手怎么了？”阿列克不明白。
“你的手很漂亮，很男人味儿。男人有一双漂亮的手，这很少见，你知道吗？”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外语？”阿列克说。
“嗯……没错，”彼特拉科娃承认，“我说话的时候常常是用英语思维，然后再翻译过来。”
彼特拉科娃和丈夫在说英语的国家生活了10年，她现在说话甚至都有一点儿口音了。房子正在装修，地板上铺盖着报纸，家具和沙发都用白床单盖着。“跟手术室似的，”阿列克想，“只不过那里干净些，这里脏些。如果要挑剔的话，其实那里也很脏。”丈夫在日内瓦工作，不在家。彼特拉科娃回到莫斯科是为了看守儿子，儿子14岁，正处在转型期，不能让他偏离正常生活轨道，走上一条犯罪的道路。这个时间儿子也不在家，也没有留纸条说明自己在哪儿。也许，就在这一刻他踏上了那条不良之路，沿着这条路前进。彼特拉科娃把阿列克安排坐在沙发上，放了一盘录像带就出去了。
他们说好，阿列克自己大致浏览一些影片，然后选择喜欢的录像带。
屏幕上出现了人物。电影是英文解说，但过了一会儿大致剧情就清楚了：一个已经不年轻的为生活所迫的女子在妓院当妓女，她的儿子——一个低能儿，徘徊在妓院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