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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一半由于被裹挟一半由于自尊（临阵脱逃太跌份了）还是被人群簇拥到了小红楼前。
四、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上万人）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原是卫戍区某部，毛泽东去世后为建其纪念堂而被拆除）。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无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里的，花圈也藏在这里。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人群里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个别人，故意使劲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止，也被选为了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有北京化工学院的陈××、北京×工厂的侯××、北京麻纺厂的王××、×中学学生（小瘦个、面色不白）以及我。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没想到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不知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才脚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人。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搪瓷缸子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补喝“临行妈的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高大的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面不丑，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好像有军人称他×师长）。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和王××。他俩互补式的白话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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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大概说了：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坏人的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以及我们是否都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非王即侯）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里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广播车（上海小轿、顶四个喇叭）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里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好几千字的“四五纪实”，但只登出被删改后千余字的“战士的心”，内容是小楼谈判，角度是战士同情我们，递我们水喝）。
五、下午烧汽车时我已溜走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卧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来广场，本是想凑凑热闹（当然基本的正义感是有的），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杭育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在南长街乘5路至德胜门，换乘44路到北沙滩。大概15点多，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认真地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当他又问清了我在广场的行为后，一脸严肃地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当他知道赵师傅为我今天画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16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了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指当局）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了：90％你逃不脱；但你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抓到你你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抵赖你在广场上的行为，堂堂正正，因为你年轻又没有“底儿潮”（指有犯法前科），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表示了奇怪，意思是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的所有喇叭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戍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30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4月6号在厂子上班时，我心里1／3忐忑，2／3懵登，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的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这可真冤枉或者说高抬老邓了）；中央形成决议，撤销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六、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