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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代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的“你真的没殴打战士——若是我们拿出证据来你再承认也就晚了”、“你不可能不认识那些闹事的反革命头头——你若不交代而他们交代出你可就对你不利了”等严重问题，我当然铁嘴钢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不知道，真的，我没做的事干吗要承认，你们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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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专案组长发话了：今天先到这里，今天给你一次机会先不抓你，我们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再考虑抓不抓你。今天你交代了一些犯罪事实，但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还没有讲，今晚你要好好想。孟书记接着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今天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一旦你不老实，立即逮捕，你只有交代了并检举立功，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晚饭是由人送到屋里吃的。当晚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有床铺的房子里，屋里有水和便桶。不知门外有无人看守。可能他们审问我时看我那副畏惧以及怕被抓的样子便根本不担心我会自杀和逃跑。那晚我睡得不错，也因白天脑力活动过大，紧张也是消耗体力的。睡着前也不是一点没愧疚过：我为何不能像许云峰、牛氓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讲有罪的不是我，把审讯当成辩论；我今天的表现是让他们比较满意的，否则弄个车拉走我还不容易。我估计，今天没带走我，明天也不会了。我又虚荣地想：我这个谈判代表也不抓，那这个谈判代表的分量也太轻了。甚至也觉得：当局不抓我，说明当局还是很大方的（难道监狱都住满了还是抓人风头过了）。
八、隔离审查的一个多月
1976年6月上旬某日我被隔离审查。当天我即交代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代，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得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代就交代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说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此前我已倒了尿桶、解了大手，还去打了早饭——当然有人跟着，还被警告：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时间已过30年，记不清具体）这一天和下一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天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得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一个惯例，没有集团怎么就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点名指姓地攻击中央领导。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或讽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从平反后出版的《天安门诗抄》，我们能看到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以“广场各种声音很大很多，我没听见”来撒谎太容易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也不害己的做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都是在大会堂东阶上的一个时间。（平反后我听说，那诗在头一天也被念过）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代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话倒没错。我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党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本来他搞选矿设计好好的，比同等学历同时分来的人工资高两级，是业务尖子，可后来党又让他去搞政治，于是文革刚结束他就栽了。听说他的事很多也很重，但上级念他确实不谋私利是因单纯被人当了枪使而将他归为“三种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最轻的“有严重错误须说清楚”那类。我父亲自己也觉得冤枉，后来我听他说过：一心一意跟着党拼命干，没想到这么个结果，我以后什么都不相信了。我父官最大时，至少相当于司局，可他也没给我家弄个大点的房子或动用关系让我离开厂子。那官当的，瞎了。
所以我父来厂的一番言行，不出我所料。他没上来扇我耳光就不错了。我挨我父母打一直到十八岁。我父亲是山东人，急脾气，除了不打要害，其他地方死揍。加上我和我弟淘气总惹事，邻居都知道我家总发出惨叫。我母亲也是山东人，传统，夫唱妇随那种，但也爱打孩子。实话说，我对父母的感情并不很深。家里和我断绝关系，我没觉得难过，反而气概勃起：老子做事老子当。我略有担心的是：我上高中的弟弟、上小学的妹妹有这么个“反革命”哥哥会别扭。因为我弟特佩服我，其实他很棒，不努力却学习特好，是校篮球队主力，校长跑冠军。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九、我不小心“抬”了一个人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代，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得做得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什么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极端专业以及效率，他们是拿照片来的，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平反后我去人民日报记者王×那儿看照片，有我的仅一张——看清楚的近影，我还问这是公安机关的么，王答的是有觉悟的记者拍的，那么平反后我们没有见过国家机器弄的影像）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隔三岔五来我这打一次鱼儿。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吃饭是可以很丰厚了。
我们厂的伙食价格：米面均一斤米票面票以二角买，窝头一角三分需一斤面票，最贱的熬菜七分一个，略有肉的一毛，最好的溜肉片一角六分，红烧肉两角。我那时不抽烟，每月仅花不到两元买洗衣粉、肥皂及牙膏。十四元全部吃掉，每日有四毛七分的伙食费。审查的那一个多月，不劳动，吃得也省。我一般早点吃棒子面粥及一个糖包或果酱包花八分，中午甲菜加四两粮食花两毛四分，晚饭还剩一毛五分。过得较优越嘛。每隔一天，我去买饭时，必有工友将我的饭菜钱付了。付得最多的是魏师傅和他的徒弟吴××——吴比我大两岁，肩宽腰细，五官如欧洲人，他家住武定侯胡同，我常去，因其院中有北方少见的葫芦枣，也见过他老右派的爹及小学教师的母亲。吴对我特好，也因我俩都是魏的徒弟，我俩似魏的哼哈二将。吴擅长笑谈，调侃不离口，唯一的缺点好像他的一只脚是四趾儿。吴的二哥结婚时，我去他家帮盖了东厢房。那天他好诗的大哥也来了，说有早就（文革前）订的《诗刊》——还能背出几句当年的好句子。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队于我身后时与我耳语（具体的我忘了），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一两个档次。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文革用语）彻底完了。
有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组长来看看我写的交代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