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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想：“人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他们却还想着喝茶！”
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安娜扔下话筒，跑向门，打开。她所想象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可怕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儿子和女人在一起，而且喝醉了。是的，他活着，笑着，旁边是金发女郎。安娜没有仔细看，只是用眼角留意了一下，虽然只是眼角看了看，却也发现，这是个美女，完全可以去参加选美比赛。
“妈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伊拉。”阿列克醉醺醺地勉强挤出这句话。
“很高兴认识你。”安娜说。
当着伊拉的面给自己的儿子一巴掌实在是不太妥当，但是安娜真想这么做，手都痒痒了。
“伊拉能在咱们这里过夜吗？她们的宿舍进不去了，大门锁上了。”
“宿舍？”安娜想，“看来，又是一个外来户。”
“从哪个城市来的？”
“斯塔夫罗波列。”阿列克代伊拉回答。
前任女友来自马里乌波利，这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列。
安娜闪了一下身，给年轻的一对儿让开路。两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酒气，他们走进阿列克的屋子。屋子里传来沙发床陷下去的声音，安娜了解这声音。接着又传出嘻嘻哈哈的笑声，搞得像是狂欢节似的。
有个儿子实在是让人操心。儿子小的时候，安娜担心他从窗户上掉下去，就换到一楼；他到军队服役，又担心老兵欺负新兵会让他受伤。现在长大了，成年了，照样操心。
安娜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怎么就数起马里乌波列、斯塔夫罗波列有几个字。马里乌波利——5个字，斯塔夫罗波列——6个字。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曾经要是她稍微丧失理智，她就会有两个孩子。她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她与丈夫平和地生活，所有的人都羡慕地赞叹“多幸福呀！”但只有他和她知道，这一切是多么脆弱。安娜向往新的爱情，而且在等待着。若是再有一个孩子就会剥夺这种爱情发生的可能性。
安娜在屋里走来走去，凝视着丈夫的遗像，似乎在审视现有的幸福。
一切瞬间就结束了。丈夫去上班，一个小时后安娜接到电话，丈夫死在了研究所的走廊里。安娜是坐急救车陪伴死去的丈夫来到停尸间的，丈夫躺着，像是睡着了，也许他不知道自己死了。安娜毫不掩饰地凝视着他的脸，试图读出他最后一刻的感受。安娜盯着他的腹部，腹部正是显示生命活力的部位，如果这个部位不动了，就意味着他确实死了。
有一天，安娜做了一个梦，梦到丈夫坐在她面前，微笑着。
“你已经死了！”安娜很惊奇。
“事实是我爱上了别人，”丈夫解释说，“我离不开她，但我可怜你，于是就假装死了，其实我活着。”
安娜醒来就哭了。她当然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了，但这个梦却道出了一个事实。丈夫好像是爱着某个人，但又不敢逾越这个家庭。就这样死了，还不如他离开这个家呢。
丈夫死后安娜就剩下一个人。42岁，但看起来只有35岁。安娜有许多追求者，但她没有再婚。这些男人都把自己当成小孩子，让你喂他吃，喂他喝，哄他睡，最好什么都替他做了。当然，安娜有过一段恋情，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维尔希宁：整洁，不幸，妻子性格怪异，当然，也很穷。不过这是改革（1985—1991年苏联进行的改革）之前。改革之后他进入合作社工作，每个月赚2000。这时候警示灯亮起来，他忙得根本不像人，而像一条赛后的狗，累到了极点。他没有时间去感受疲劳和痛苦，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斥着他的大脑。工作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他一副幽怨的样子，好像受到了什么委屈。看来他也想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化为乌有。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安娜明白了，她曾经拥有过一切。那一切都是真实的：丈夫，孩子，房子，家庭。现在丈夫没有了，剩下的是孤独，最真切的联盟就是与寂寞的联盟。
女人不能没有一个心灵的依靠，安娜的依靠就是儿子。他聪明，帅气。而儿子现在内心的寄托却是从斯塔夫罗波列来的伊拉。斯塔夫罗波列——6个字。马里乌波利——5个字。现在安娜还有什么？只能数数了。
2
伊拉醒来时是午后1点。在这之前阿列克已经起来，他做了早餐，吃过就去上班了，而且已经做了一个预约手术。安娜去了一趟超市，准备了鸡肉做午餐。现在她正坐在桌前工作。
学校的教学计划有了很大的改变，苏联时期的历史教材实际已经重新编写了，很多孩子都没有通过考试。安娜教的是法语，这门学科还是和从前一样：有我，有你，有他。出现了一些新的教学法：速记法、睡眠记忆法。安娜对此持着怀疑的态度，她认为这就像减肥——瘦得快胖得也快一样，肯定是记得快忘得也快。最好的还是传统的记忆方法：温故而知新。
终于，房间里有了声响，是赤脚走动的声音，接着传来浴室水流的声音。
安娜想，应该给她吃点东西，年轻人总是很贪吃的。于是她走进厨房，煮上咖啡。伊拉从浴室出来，穿着阿列克的睡衣。她看起来很漂亮，像昨天晚上一样，甚至更漂亮。光洁的额头，奥菲莉亚（《哈姆雷特》剧中哈姆雷特的情人）式的直发，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青春的光芒。安娜在设想，如果奥菲莉亚在哈姆雷特那里过夜，早晨出现在哈姆雷特的母亲——王后面前，那会怎么样？安娜不太理解，为什么奥菲莉亚要溺水而亡。然而眼前的这位是不会投水的，就算周围所有的人都投水了，她也还是坐在那里喝着咖啡，抽着香烟。
“早上好！”伊拉打招呼。
“中午好！”安娜说。
伊拉坐在饭桌前，不说话了，也不看安娜，就好像坐在火车的包厢里。
“你现在上学还是在工作？”安娜很谨慎地问。
“我正在读大学，生物系。”
安娜明白了，看来昨天晚上提到的宿舍是学校宿舍。
“几年级？”
“一年级。”
那么也就是18、19岁，安娜算了一下，而阿列克27岁。
“父母呢？”
“原则上有。”
“什么叫原则上有？”安娜不明白。
“每个人生下来都有父母，人又不是靠压条或嫁接的方式繁殖！”
“他们离婚了？”安娜猜测道。
伊拉没有回答，开始抽烟，把烟灰抖落到烟灰缸里。
她抽烟，没准还喝酒呢，安娜猜想。
“你上课不会迟到吧？”安娜礼貌地问。
“我们现在放假。”
安娜想起来，大学生的假期一直到1月底2月初。没错，现在确实是假期。那她会不会打算在这里呆两个星期呢？
“那你为什么不回斯塔夫罗波列？难道你不想家？”安娜很奇怪却也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列克去不了，他要上班。”
“你和阿列克之间什么关系？”安娜拿着勺子愣住了。
“我和阿列克之间什么关系都有。”
桌上的电话响了，安娜习惯性地想要拿起话筒，但伊拉的动作更快一些，她纤细的手蛇一样猛然伸出来，抓起话筒放在耳边，就像逮住了猎物。
“喂？”伊拉的这个“喂”字低沉且缓长，似乎可以听出昨夜的欢畅和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喂”之后是一个绵长的“我”，像是呼出了一口气。
这是阿列克打来的电话，伊拉只说了“喂”和“我”两句话，就不再说了，直视的目光乞求地看着安娜，这使安娜不好意思继续呆在这里了。安娜走出厨房，想：“奇怪了，到底谁是客人……”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习惯，没有传统的人是浅薄的。同样，一个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就像被砍去锚链的船，海浪吹向哪里，船就漂向哪里。
安娜家的传统就是她和阿列克彼此打电话告知自己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你，有我，不论天灾还是人祸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你，有我，有我们。
还有一个传统是互相为对方开门，在门边迎接对方，像一条忠实的狗，摇着尾巴，表达自己的高兴。然后到厨房，端上香喷喷的饭菜。
和往日的时间一致，阿列克今天准时按响了门铃，安娜急忙去开门，而伊拉却挡在了前面，“他让我今天给他开门。”伊拉解释说。安娜有些不知所措，后退了一步。特权被收回了，就像在改革期，这个家庭也在经历着一场改革。
伊拉打开门的同时一下子跳到阿列克的身上，双手圈着他的脖子，双腿跷起来。往常，阿列克回家都要亲吻一下妈妈的面颊，但是今天，在他们之间吊挂着50公斤重的伊拉。阿列克，似乎没有觉得这是个累赘，他搂抱着伊拉的后背使她更舒服些。他们两个人占满了走廊，卿卿我我互相拥着从走廊转移到阿列克的房间，再没有出来。
鸡肉凉了。
家里的梁柱已经倒塌了，再过一个小时屋顶也要掉下来，任风吹打着这个屋子。
晚上，安娜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悄悄地问：“伊拉不打算回宿舍吗？”
“妈妈，你看……”阿列克停下来，似乎有些难为情，然后一下子高抬起头来，就像爱国者面对死亡一样，“我们结婚了，妈妈。”
“什么意思？”
“‘结婚了’还能有什么意思？！”
“登记了？”
“当然。”
“举行婚礼仪式了？”
“是的。”。
“在宿舍？”
“不是，在餐厅。”
“哪来的钱？”
安娜一个接一个问一些不重要的非本质的问题，对她来讲，要提到那个本质问题简直太痛苦了。
“我的钱，她哪里有钱，她是孤儿。”
“她有父母。”
“可等于没有。”
“你从哪里弄的钱？”
“从瓦尔卡那里借的。”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