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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约束的前提下。请考虑一个分析所设计的情形会发生的结果。政府为了增加当前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减税而发行了公债。随着债务利息支付额的上升； 用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支出的比率会逐步下降； 而税收会逐步上升。新的债券就将继续发行，直到临近政治反应的边界才为止； 在这以后，政府只有依靠削弱公共服务的开支水平与提高税收； 才能保持预算的平衡。而由于政治决策者的必然会出现的短期眼界，这种债务是不会被偿还的。
但是，拖欠会造成什么后果呢？通过拖欠债务； 政府可以消除利息支付的负担。债券持有者（外来的持有者与国内的特有者）的资本价值被没收了，但是，由将来税收负债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价值（负值）却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流量可以被再一次增大； 税率也可以被降低； 作为取消了债务的利息支付的负担的结果，每一种边际都可作相应的调整。尽管政府仍想借债，但是、由于一旦政府拖欠旧债； 它就不能再借到新债。由于这个事实、政府预算在一种新的均衡点上达到了平衡，一种漫长的节俭财政的政体就由此而开始实行。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尤其是在政府机构发生变迁的民主政体中，潜在的借出者对以前被政府拖欠的债务的记忆会消失。政府会再次发现自己能够借到钱，用来扩张它的经常性开支，并且减税。上述结果就会统统再重演一遍。
六 一些限制
严格说来，上述分析中所追溯的循环性结果是取决于被抽象了的模型的性质的，而这个模型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的描述。当该模型的若干假定彼放弃时，分析就需要有一些限制。只要经济是在增长的，那么，债务规模与财政挥霍的时期都可以随之而当然地扩大。政府可以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继续扩大其发行的债券，这时债券的限制条件放宽了，政府不会达到债务的间断点或边界了。只有在这种边界上，反对进一步借债的力量才会迫使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缩减公务支出的比率或者必要地提高实际税率。一旦债务达到了上述权限，那么，进一步的实际经济增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轻为现存债务支付利息的负担。
我还假定过，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把货币创造视为是一种税。在一个似乎接近现实世界的环境中，赤字中只有一部分是真正靠公债来解决的。有一部分赤字是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的，而这种做法不应被看作是相当于由公众支付的日常的赋税的。弥补财政赤字的过程还包括允许政府拖欠债务，这些债务是债权人在以前的时期中所买的债券。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债务的创造与拖欠过程是同时并存的。然而，模型把这两者分离了开来，这还是有益的。
我还假定，政府是一种民主政府，所谓民主政府，就是指，其财政决策是对于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选民们的压力而作出的，因此，财政决策也是有阶段上的区别的。在这种假定下，不存在关于债务发行的体制限制，也不存在对于“不负责的”财政的道德制约。因此，只要在客观上存在着这些制约，不允许政府以借债为非生产性的服务开支筹措资金，那么，前面分析中所得出的全部结果就可能得到制止。实际上，我在这里所作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指出这类制约对于民主过程的必要性。
七 80年代的西方民主
尽管对于我那简单的高度抽象的分析委加一些必要的限定、然而，我应该指出，当我们观察80年代的财政政策时，几乎所有生活在西方民主体制中的公民都可以从这种分析中得到重要的教诲。在美国，我们看到，财政赤字的数额几乎与每年对债务支付的利息的数额一样大，预测一下未来，这些赤字必然使以后要支付的利息数额在总预算中的比重上升。用于公共服务的开支已经被缩减了，至少在扩张率的意义上被缩减了，而这种缩减将会继续下去。税率只是在名义上被降低了，从实际税率看，差不多全提高了。在70年代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政府对相当大部分的公债实行了拖欠政策，于是，债券持有者日益意识到这种前景。不存在政府偿债的任何迹象，谁也不能对此作出预测。福利国家显然已经达到了本身的极点，并且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政府在60年代与70年代不是实行那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那么，公民们从政府那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本来要高得多。
在别的西方国家，情况并无多大差别。在英国、联邦德 国、法国与日本，政府借债的迫切性可与美国相比拟。当然要精确地预测“危机”的准确时间，预测拖欠全面发生、一切结果 都将重新出现的结局，是困难的。在这一方面，财政或预算政 策不可能与货币政策分离开来，对于财政政策的信任危机不 可避免地与对货币政策的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在某种基本的建设意义上发生的货币改革不会延缓普遍的财政危机，倒反而会加速财政危机的到来。
然而，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一种悲观、忧郁情绪的传播者。如果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与领导都认识到财政与货币政策上的放纵挥霍是一种诱惑．都采取措施来对本国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自由行为施加种种制约．那么，还有希望进行建设性的体制改革。然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已是如此严重，以致于根本不存在“速效药”，即便采取最好的打算，即使在明天，所有的公民都将采取真正的符合规章的态度、上述结果也是积重难返。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制度上对财政与货币领域的政府行为施加限制，以这作为漫长而又痛苦的改革过程的第一步，而通过这个时期，以往几十年中所犯下的错误才会被逐步纠正。
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行的认为财政赤字无关紧要的论点是一种危险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如果政治家们都认为赤字无关紧要，那么，他们就都会不靠赋税而支出⑥。从供给这方面来考虑，从长期看，债务财政所出现的赤字是比增税与削减支出更为严峻的一种局面。在后两种场合，此时此地我们还可以采取我们的药方；至于债务，那只是现在供我们吃的馅饼，而在以后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偿还。
注释：
①这一章的内容起初是以德文发表的，德文发表的文章标题为“Verschuldung，Demos；und Wohlfahrtsstaat”； 载彼得·柯斯罗斯基（peter Kreuzer）、菲利普·克罗泽（Philip Kreuzer）、莱因哈特·劳（Reinhard Low）编：“Chancen und Grenzen des Sozialstaats〃（蒂宾根：莫尔一保罗·齐贝克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页。我对同意在这里以英文原文形式发表该文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对我的初稿所提出的批评。
②詹姆斯·M，布坎南：《私人债务的公共原理》（Public Principles of Private Debt）（霍姆伍特：理查德 D·欧文出版社，1958年）
③请注意，我并不是主要关心公债幻觉的强度。只要这种公债幻觉存在并且对于政治决策过程发生潜在的效应，那么，我的观点就得以成立了。这个模型并不排斥下列的可能性，即有人会按照李嘉图关于债务与税收相等的定理来行动。只要社会上存在着这种人，那么，他们就会对政治家施加影响，使政治家难于动用债务财政这个工具。然而，只要社会存在着另一种人，这种人的行为是具有债务幻觉特征的，那么，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们的需要，就会倾向于把发行新的债券看作是一种可行的扩大自己适应选民能力的手段。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关于政治均衡的隐蔽模型，该模型与我们关于政治均衡的隐蔽模型具有相似之处。见C·贝克尔：《一种关于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对政治影响的理论》（A Theory of petit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载《经济季刊》（Quartely Jonrnal of Economics）， XCVIII（1983年 8月），第 371－400页。
④如果不引入这个关于反应的相对规模的债务的模型； 那么，一旦我们放弃了充分资本化的假定之后，就不得不从赋税财政的分析完全转向债务财政的分析。
⑤从分析的角度看，这种两步反应方式在一般的讨论中要比连续反应变化的方式更易于被处理。
⑥关于这个绞尽脑汁但仍显得简单的核心论点，请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与理查德· E·瓦格纳（Richard E． Wagner）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
20 经济学家们论赤字①
按照题意，以“赤字的经济后果”为题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实际贡献还没有达到研讨的要求。尽管讨论会以上述题目为内容，关于与个人选择行为有关的公债与赤字的经济后果，还是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政治学家们的著作（阿伦逊、谢帕斯尔、雷伯锡卡）对赤字财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比经济学家们的工作还要令人满意。阿伦逊（Aranson）、谢帕斯尔（Shepsle）与香伯锡卡（Rabushka）这三个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政治与政策的讨论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却令人费解地越出了关于赤字财政的解释分析或规范论证的轨道。
我的评论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某些与会的论文提供者同他们训练有素的同僚不相上下，他们各自的论文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平。然而，由于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强调赤字的“经济后果”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上。普雷斯顿。米勒（Preston Miller）在最初的论文中提出了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