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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皇权社会的大动乱只“破”不“立”，是不能产生新果实的耕耘。也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在缓慢地提高，后一个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要比前一个王朝有所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恢复、发展。中国皇权社会前进的道路是如此地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往前走。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民族，却一边创造出无比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在皇权体制下生活了二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才最终摆脱了皇权国家的桎梏！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历史上，竟然会发生如此周而复始、频繁发生的惨烈巨变，不是喜剧，而是悲剧。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这一幕幕的历史大悲剧？关键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以及寄食在这个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是他们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人民推向绝路！
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丞相冯去疾、李斯和将军冯劫曾指出：“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隋朝末年，瓦岗军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说他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北宋末年，方腊之所以要发动起义，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济所赖以为命者，漆诸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乔行简上疏：“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怒，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剿除贪官”、“拯救万民”。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官逼民反”！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勤劳的老百姓，也是最吃苦耐劳、最富有忍耐力的老百姓。可是，正是他们发动了这么大的、令专制帝王为之瑟瑟发抖的起义，这说明：他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反抗。正是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从反面迫使民众起来造反，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1）
二千多年前，在《九问》中，伟大的诗人屈原发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意思是，什么机制使月亮死而复生呢？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屈原所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可以提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皇权国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震惊！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后，经过短短十几年，顶多二三十年的时间，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皇权国家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看到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例如，在罗马帝国瓦解后，西方人曾经多次重建罗马帝国，也都是“镜花水月”，从来没有成功过。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第二罗马帝国也只是一种梦想，就连德国也没能真正实现统一。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在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皇权国家——秦朝开始崩溃，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只用了8年时间。王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新朝瓦解，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就完成了统一，只花了20年。从大业七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年），前后不过14年。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崇祯二年，1628年），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康熙元年，1662年），也只用了35年。可见，一次改朝换代，一般只需要10～3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巨大的皇权国家体制的更新、重建，这种修复的速度实在是惊人！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中国皇权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自我更新”机制！
1． 社会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对旧王朝的废物来了一次大清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调整，新王朝也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掉了许多县令、郡守、恶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仓皇逃窜。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后，黄巢下令：对唐朝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进行镇压，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对腐朽的宦官势力予以狠狠的打击。当时，宦官大多被赶出紫禁城，主持追赃的大将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一些激愤的民众，乘机“群呼打逐老公”，那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宦官被群众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
在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皇族宗室被镇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主的荒地，这就为新王朝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清朝初年，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一片荒芜，无主荒地平均为54．8％，有的县竟高达80％～90％。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更名田”，承认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现实，将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
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旧王朝的腐朽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王朝，重建皇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战争可以说是皇权国家实现“自我更新”的“推手”，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2． 皇权国家的重建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际，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了旧的皇权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结构、性能与旧王朝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新的皇权专制体系。农民战争过后，新的统治集团又如法炮制，重新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以官僚和军队为主体的皇权国家统治机器，依靠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和残酷的刑法，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从肉体到精神）。
在这方面，汉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是由农民领袖建立的，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千百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也仅此两例。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民，早年当过亭长。至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成分也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夫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人。其中，韩信、张良、萧何、陈平等人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汉建立后，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老子是“马上得天下”，与诗书何干？这时，陆贾乘机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在儒家的眼里，要建立新的皇权国家，首先要确立礼制，向来“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视。但是，等他当上皇帝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弄得他很扫兴。这时，叔孙通乘机提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刚开始，儒士刘基来见他时，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这一批儒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基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先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集中力量消灭陈友谅，再各个击破，统一天下。此外，刘基又“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所以，朱元璋到处收罗“贤士”，又“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蜕化为一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2）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当数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带给世人光明与希望，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