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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只能处于一种无名、无称谓、无身份、无表述话语的状态，她要表述自己的梦，就只能借助于男性所创造的一切；名份、称谓、身份、话语等等。首先，她必须假扮成一个男人，取得作为社会主体的起码权力，她必得呕心沥血不暴露自己的女性性别；其次，她只能利用一部分男性法规来反对另一部分男性法规，在夹缝中求生存。例如她以“哪有老师嫁门生”的法规来抵制必得成为“某人妻”的婚姻圈套；用天子不能戏弄外臣的法规来抗拒皇帝多次的威逼利诱；既然男权社会不相信女子才学可以远在众男性之上，否认女子也可以“连中三元，官拜丞相”，“调停中外，燮理阴阳”，那末，孟丽君正好用这种逻辑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性别。总之在男权压制、女性完全无法表述自己的情况下，女作家陈端生只能利用男子的经历、男子的判断和男子的声音来曲折纡回地表述女性的梦幻。这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从父母，挟师道而不从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弟力行而犯上作乱”。总之，孟丽君只能用假装的男性身份来存活，她只能用男性的名、称谓和话语来构筑自己的梦，而这种男性的身份、名、称谓和话语又必然导致对男性秩序的认同与回归。孟丽君终于连“隐居林泉”的最低设计也不能达到，她身犯“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搅乱阴阳，误人婚配”的四重“杀剐”大罪，这就是一个女性梦想逃出男权秩序，追求男女并驾齐驱，公平竞争而不得不冒犯的罪名。
《再生缘》的不朽价值正在于它全面揭露了在男权社会强大压力下，女子无名、无称谓、无话语的喑哑世界，揭露了在强大的男权压迫下，女性只能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被男性所定名，所指称，所解释并赋予特性的现实。它第一次在重重男性话语的淤积中曲折地表明了女性对男尊女卑定势的逆反心理，以及女性与男性并驾齐驱，公平竞争的强烈的意愿。它第一次拔开了“男婚女嫁”，“从一而终”，女性永不可能逃出家庭洞穴的陈规定势，而幻想着女性所向往的独立自主，建功立业的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别样的生活。
可惜所有续写《再生缘》的作者都未能突出原著这一特殊价值。香叶阁主人侯芝在改写《再生缘》而成的《金闺杰》的序中说：“《再生缘》一书，作者未克终篇，续者纷起执笔”，但都是“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的狗尾续貂。其实侯芝本人也不能例外，无论是《金闺杰》，是梁楚生所续三卷，是各地方戏曲改编本，还是著名话剧作家丁西林所写的话剧《孟丽君》，无一例外，都写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故事都以孟丽君回归男权社会秩序，俯首听命于“洞房花烛”而告终。这正说明男权的绝对统治，而女性的一个梦、一点意愿也无法得到表述。
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将近千页的煌煌巨著虽在民间流传不衰，却被正统文学史所全然漠视。 难怪百余年后，陈寅恪先生写《论再生缘》时不能不感叹说：“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淹没，百余年后，其实迹几不可考见”，他以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而认同于陈端生的通俗弹词，他说：“论诗我亦弹词体”，并为陈端生“彤管声名终寂寂”，而“ 望怅千秋泪湿巾”。是他，最先给了《再生缘》极高的评价。他指出：“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在形式方面，他指出：“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又说“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他认为《再生缘》之文，“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同一文体，足以和印度、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媲美。紧随陈寅恪之后，郭沫若进一步指出：”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 1771～1832），法国的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和巴尔扎克（Balzac 1799～1850），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再生缘》的研究还刚刚是开始。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序
诗以言情，史以记事。至野史弹词，或代前人补恨，或恐往事无传。虽俚俗之微词，付枣梨而并寿。余幼弄柔翰，敢夸柳絮迎风；近抱采薪，不欲笔花逞艳。是以十年来，抛置章句，专改鼓词。花样新翻，只恐词难达意；机丝巧织，未免手不从心。近改四种，《锦上花》业已梓行。若《再生缘》，传抄数十载，尚无镌本。因惜作者苦思，删繁撮要。觉此书大旨专为皇甫少华及孟丽君两人而作。若不与以忠孝节义之名，政事文章之品，不足以高其身价，令阅者刮目相看。盖流离颠沛，权改男装；富贵显荣，应修妇职。乃功既贵乎一品，位已驾乎百僚。金石盟心，松筠守介。荷九重之恩宠，不易清操；任两姓之怀思，终持亮节。机关既破，面目难遮。以此始以此终，成今生之美眷。可以真可以假，了前世之良缘。叙事言情，俱归礼德；诌书杂戏，不尽荒唐。虽闺阁名媛，俱堪寓目。市廛贾客，亦可留情。昔人有以《玉钏缘》致予作序，曾缀数言于简末。至兹编又非其笔可比，故改而付梓，不没作者之意。未识闺中人以为然否？
道光元年季秋上浣日书香叶阁主人稿
第一回 东斗君云霄被谪
陈寅恪评：
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甚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禁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论再生缘》）
郭沫若评：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而却长久地被人遗忘了。不仅《再生缘》被人看成废纸，作为蠹鱼和老鼠的殖民地，连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迹近湮灭者已经一百多年。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于流泪：“彤管声名终寂寂，……怅望千秋泪湿巾”。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
郭沫若评：陈端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她的《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郭沫若评：就这样，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到最后核校完毕为止，我算把《再生缘》返覆读了四遍。我每读一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把它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公元一七七一年～一八三二年）、法国的斯汤达（Stendhal，公元一七八三年～一八四二年）和巴尔塞克（Balzac，公元一七九九年～一八五O年），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
诗曰：
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纵横彩笔挥浓墨，点缀幽情出巧思。
论事可关忠孝事，评诗原是拙愚诗。知音未尽观书兴，再续前文共玩之。
闺帏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闲拈新诗难成句，略检微词可作篇。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自古云，婚姻五百年前定。我观来，成败之由总在天。骏马常驮村汉走，巧妻每伴拙夫眠。这些多是循环理，须信其间非偶然。有一等，才子佳人成伉俪，多应前世有盟缘。若非两意相关切，便是同心契爱全。或为参差难遂愿，故而今世又牵连。如其美恶无嫌忌，安得还偕再世缘。因甚书中谈及此？这情由，却同此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