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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淑宜绘资料显示，2004年，夏商的份额最高，拉到了18家的业务，奇智和颐合其次，分别拉到了14单和13单，接下来是怡桥的10。5单（与其他公司合作1单）和九富的8单，但九富另外得到了中石油准备回归A股的超级大单。
其中，奇智财经属于《上海证券报》的报办产业；夏商集团由留美归来的梁正中携风险投资在2000年于上海创办，初始是做夏商网（Sinobanker），在品尝了网络泡沫的苦果之后，夏商后来转型为财经公关。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30节：财经公关公司生态链调查（2）
72/73而九富投资，这家现在因急于撇清与王小石案件的干系而非常知名的公司，在2001年底创建于深圳，总经理郑海涛原属南方证券人士，最大股东为聂建雄，法定代表人却为杜欣，至于真正的幕后控制人是谁，业内鲜有人知。
九富的客户大多在福建，有人称这是因为九富的高层中有一位是福建省证管局前任某局长的女婿，但九富的副总经理周子潇却对记者解释说，“那是谬误，九富在福建名声很好”。
九富的成名在于2003年的一夕，因为在某一日忽然竞标成为了长江电力IPO时的公关公司。周子潇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准备得好辛苦，最后才竞标成功的”。
但是，市场中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说是九富没有参加第1轮的竞标，就直接进入了第2轮竞标。另有说法认为，九富与长江电力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关系密切，目前与中金公司仍在合作几个大单业务。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在长江电力上的成功，中石油的大单又被九富抢得。
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怡桥财经在前两年尚默默无闻，只是在今年才突然发力。知情人士称，怡桥的幕后控制人为黄怡如，和众多小的财经公关公司的控制人一样，黄早年是金苹果财经传播公司的一员。
“金苹果是财经公关领域的黄埔军校。”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据悉，金苹果创始人于小央1997年在香港创办金苹果后，1998年就移师内地，堪称内地第一家财经公关公司。
然而，稍后不久，金苹果的部分原创人员陆续离开，业务上一直走着下坡路。上述业内人士指出，金苹果在国内财经公关行业虽然开风气之先，但却始终未能主导潮流。
陈生有点不太喜欢金苹果和于小央，他说金苹果的各种子子孙孙公司的“流毒”危害着中国财经公关业。陈生认为，一些传承自金苹果血脉的弊端包括：自我宣传、包揽式的收费模式以及为拉单的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使得中国的财经公关业很不规范。
“生存，还是死亡？”
在发审不透明的那段时期内，这种“不规范”表现为利益裙带主义。每家公司都在拼命招聘一些“有关系”的人员，或试图和一些所谓高层身边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
因而，在“京城三大牛人”之外，故事有了一个新的版本，即试图绕过三大中间人的一些尝试。这种尝试谨慎而又心照不宣。
报料人称，一些企业在将材料送交证监会准备过会的日子里，耳朵是非常灵的，有时就会听到“某某公司是一家不错的财经公关公司”的言语，而这种言语往往是不经意时才能听到的；这家企业往往就会很乖巧地聘任这家公司为自己做财经公关，为此付出的佣金（不包括各类杂费）大约在60万～70万。有些小公司，专业水准并不高，但是仍然能够拉到不少单子，正是和此有关。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财经公关之间竞争的加剧，使得这笔佣金留在自己手中的部分越来越少，发展到后来的极致，公关公司所收的六七十万中，只有二三十万才能算是自己的收入，其他都以各种方式返还支出给相关人等了。
2003年底，发审制度改革，过去黑箱的操作逐步走向透明化，过去的高利润似乎一去不复返。
74/75“现在，我们有50％～60％的业务是通过公开参加竞标会获得的。”周子潇说，“现在只有再融资业务可能拿到40万～60万的佣金，IPO只能拿到20万～30万，有的少的只有10来万，甚至几万块钱，少得可怜”。
但是，黑箱并不能完全杜绝，只不过是少了很多。陈生通过研究发现，在2004年中小企业板上市的38家企业中，有6家列支了网上路演推介费，本来花费并不高昂的网上路演，最少的就支出了75万，最高的一家七喜股份（002027。SZ）支出高达230。88万，“其中的一些猫腻，背后的公关公司一定难逃干系”。
现在的情况是，黑箱操作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一些“地下财经公关”那里去了，比如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往往会干一些“私活”，还有的是一些个人掮客比较活跃。
不幸的是，“某些财经公关成了洗钱渠道”。根据报道，一笔黑色交易往往通过财经公关这样的咨询公司来过账，付钱的一方以支付咨询费用的名义把钱打入这家咨询公司，公司再以顾问费的名义辗转进入收钱人的口袋，过账的公司收取8％～11％左右的费用。
“这次王小石案件，震动比较大，财经公关业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反思，”陈生说，“也许洗牌马上就开始了，一批没有专业能力的公司将首先要走人，其次是淘汰一批运作不规范的公司”。
而在洗牌之后，依靠严格的行业自律，财经公关也许有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 记者／邱伟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31节：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1）
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
越来越多断了手指头的外来工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于是，他萌发了一个计划，对珠三角外来工的受伤情况进行调查，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因为工伤事故被切断了手指头……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发现，从1998年自己开始提供义务打官司服务之后，越来越多断了手指头的外来工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于是，他萌发了对珠三角外来工的受伤情况进行调查的想法。
从2001年2月1日起，曾和助手程恒涛先后跑了顺德三洲手外科医院、中山武警手外科医院、广州恒福手外科医院等珠三角12家手外科医院。曾飞洋说，“调查的结果触目惊心，外来工受伤情况非常严重，远远超过事前想像。”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飞洋在上述12家手外科医院探访了300多个断指外来工，并以此为线索深入到企业访查了另外3000多名断指外来工。
据曾飞洋估算，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记者在深圳龙岗一家医院的手外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与曾的说法大致吻合。该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介绍，这家医院的手外科中心规模不算大，但每年也得收治1000多名断指外来工，整个珠三角地区这样的手外科中心超过30家，如果算上新塘水电二局手外科医院、黄埔区红会手外科医院等专业手外科医院收治的病人，数量只会更多。
另一位常驻珠海、为外来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乐祥国，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2。7万宗，而且多数都是断指事故。
而乐本人最近两年免费代理了400多宗法律诉讼，足迹遍布珠三角，多数是“断指官司”。
多年的实地调查后，曾飞洋和乐祥国等人得出了这样的共识：“工人断指事件高发企业，主要是台湾和香港人的工厂，这些工厂类型又集中在塑胶厂、五金厂和印刷厂。”
统计数据缺乏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张东北，对乐祥国等人统计出来的劳工伤残数据，不愿做过多评论。张处长介绍，从1998年起，地方劳动部门已经不再作工伤事故统计。“工伤致残的数字现在也不统计了。前两年还统计过一下，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统计不下去了，从1998年开始就不再统计。”
76/77张处长所说的“大家”两字，意味深长。
1998年，深圳市仅宝安和龙岗两地的工伤个案就达1万多宗，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四部委专门下来一个联合调查组。
当时的情况，确实相当严峻：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青海电机厂，竟然半年内连续48名员工发生断指事件。
而几年过去了，情形似乎还在恶化。乐祥国目前正在调查的珠海宝岗公司，也在一年内发生了58宗断指事件。
（记者接触到了青海电机的有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承认公司工人断指事件，确有发生。而宝岗公司一时未能联系上。）
曾飞洋认为，珠三角工伤事故频发，原因首先是部分港资、台资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经常出故障。他介绍，前不久一家法院对深圳坪地镇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这类问题根源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急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对进口设备把关不严，有很多港、台淘汰的机器设备，通过各种“掩饰手段”流了进来。
除此之外，培训不足、仓促上岗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曾飞洋说，对于各工种需要进行哪些培训，虽然国家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很多企业都不予执行，“工人上午进厂下午就上岗了”。曾在访查中还发现，劳动强度太大、加班时间太长、严重超时、疲劳上岗等现象，在众多制造企业普遍存在。
主管部门的责任
在艰难、漫长的打官司过程中，一个疑问始终盘旋在曾、乐等人心头：此起彼伏的工伤事件中，各级主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