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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搞得差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从事者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足，于是，加上去作宏观加得不对。凯氏无疑是天才，但他对价格理论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读他的《通论》时我就这样说。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观学者恐怕也要补习一下。其二，像传统的「微观」那样，宏观学说忽略了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选择。这失误对「微观」已有大害，对宏观更显得是灾难性了。
中国的经验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镕基把急速通胀控制为零，跟着有通缩，而考虑到物品的质量急升，这通缩很严重。当时国内的房地产价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几位来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问我意见，说中国的发展看来要完蛋了。我说：「会完蛋的是香港，你们吉人天相，中国还会继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制度与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观理论来推断中国呢？发神经！后来香港得到北京协助（可以看为当年香港协助中国改革的回报），死不掉，但这是政治，我的推断可没有算进去。
高斯认为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入了歧途，无可救药，希望我能为中国的学子设想一下，救一救。本来是在三间大学的讲题，简略而又是没有准备的。想到高斯的话，一连五期，我用心地写了一万三千字。
（之五，完）
附录：米尔顿？佛利民
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悼佛利民
（管理员按：文中的“佛利民”就是张五常首创的、成为香港通用译法的“弗里德曼”）
没有谁不希望他长生不老；没有谁不知道哀伤的一天会来临。凌晨五时电话铃响，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声音，更不对头。「什么事？」「米尔顿去世了。」静寂了好一阵，太太说：「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样想。」早一天她飞到上海去办点事。
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两星期前我们还跟米尔顿通信，他还是那样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说他的智力还高人几级。他说：「史提芬，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教了你那么多次还不记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认识佛老时他五十出头，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二十多年后带他畅游神州，相聚了两个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没有把我吓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长进，还是他缓慢了下来。当时他七十六岁，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对我说：「史提芬呀，思想是脑子运动，跟任何运动一样，几天不思考脑子会退化。」佛老乐天知命，但岁月无情，五年前的他，与四十年前的神鬼说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想在这里说佛老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或比较重要的在价格理论上的贡献，或更上一层楼，说他对人类自由作出的贡献。众所周知的事不谈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内还活着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经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统计学天才，也不用多说。说长少之交，说教导之恩，说一点温馨的回忆吧。
我结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袍主持婚礼的。他的太太萝丝代表着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婚礼天下独有，历史没有出现过。请柬由张滔设计。这个鬼才拿着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年的广告，照办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导演变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请柬后，给我电话，夸夸其谈，说整个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只有他一个是天才，解通了那广告是结婚请柬。
婚礼在我亲自设计建造的园林中举行。你道佛老说什么？他说：「今天的婚礼史无前例。结婚的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基督徒，而我是犹太人。我说你们结婚就结婚！」亲吻我的太太后，转向我说：「你吗？我不吻！」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广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学术上不能说半句假话时，声色俱厉，使她有点怕，而长沙朱锡庆则说因为我永远不说假话，使他有恐惧感。是佛利民对我的影响，希望会在中国传开去。衷心话不容易说。形势所逼，灵魂之价要下降时，我会想到佛利民，于是把心一横，哪管给人家杀了，说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开，要杀你时先说：「对不起，我恳求不同意……」我可没有这种礼貌与耐性，会说：「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众人皆欲杀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电话给萝丝问候。我却要拨好几次，接通已是我们的中午时间了。萝丝很安详，九十多岁，记忆好，说话清晰，彷佛是四十年前我认识的她。跟她谈了一阵佛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她听到很多。
佛老谢世，整个地球给我有轻微地震的感受。美国的媒体不断广播，加拿大的姊姊来电话，说那里也播个不停。一位同学把我写过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网上去，扩散开来，中国青年的反响感人，一些说要学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发展下去。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张五常拍摄的弗里德曼的肖像照）
佛利民的学术贡献
一个幸运的人免不了有些不幸的地方。上苍给予佛利民的天赋，可与数十人摊分还高人一等，而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的国际声誉早晚会超过凯恩斯吧。他的不幸，是这声誉把他的学术贡献掩盖了。纯从学术的角度看，更不幸的，是他在政策建议上花时间多，学术贡献的减少是代价。
千万不要误会。从人类整体的利益看，佛老选走的路没有错，而我也没有说他的学术贡献不大。很大的。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学术天赋是在哪个层面，而又知道他的精力超凡，你可能会像我那样，为学术的损失感到可惜。有时我想，如果五十年代的佛利民继续他的价格理论研究，继续集中于解释现象，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不会使高斯、贝加、布格南等人那样失望，而我也用不着那样劳气了。
学术上，佛老的最大贡献是在价格理论那方面，可惜他只下了几年工夫。一九四八年与J。 Savage合著的关于风险的功用分析，解释为什么一个人既买保险，又进赌场。有争议，但无疑是大师手笔，重要地影响了后来金融学说的发展。我的一位师兄把该文的一条曲线切一半，倒转过来，分析投资理论，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九四九年佛老独自发表的《马歇尔需求曲线》，我读得惊心动魄。好几处我不同意，但思维那么深入，变化那么精彩，叹为观止，佩服由心底里发出来。
佛老在价格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这本书是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两位学生写下笔记，再由他老人家修改一下。早一年，学生笔记的原本我在黑市买下来，非法非法，只能偷偷地读，因而知道，一九六二出版的正规本修改不多。
这就是问题。笔记简略，修改了也应该远不及佛老自我发挥地从头写到尾。这带来两方面的不幸。其一是在价格理论上，佛老的思维究竟达到哪个层面没有人知道；其二是该笔记本不够详尽，于是湛深难明。后果是佛老的价格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大。
我可能是唯一的把该笔记本读得纸碎翻飞然后发展下去的人。只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简略的湛深有大代价。笔记第五章写成本与供应曲线，最后说：一个垄断产出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有些人说发神经，有些人说打错了字。我把该章读了无数次，知道这看法精彩绝伦，不可能错，因而知道盈利（profit）只可能是风落（windfall）的结果，知道profit theory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知道租值是成本，也知道租值的理念重要，要再作阐释。
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为了全面阐释租值，我从史密斯说起。这是佛利民的影响了。需求定律的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我杀出重围，与佛老的处理不同，但明显地得到他的启发。至于我后来在捆绑销售、全线逼销与市场多种价格安排的分析，艾智仁的影响外，主要是佛老的笔记本后面提出的问题。是一本奇怪的书。书后提出的所有问题，书中完全没有提供答案。这些问题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午餐话题，是戴维德的兴趣所在。当时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考博士理论，类似的问题常见，于是跟进。当时我知道，要考个第一，博士理论试不需要答得对，但要有深度。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等的正确分析，多年后我才在《经济解释》写出来。
佛利民的价格理论走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其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比起马歇尔，他把价格理论提升了一个层面。这是希克斯、鲁宾逊夫人等大师做不到的。层面升了一级，「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扩阔了我们的视野。得到艾智仁与与佛利民的启发，加上在街头巷尾跑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