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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沙的没有学校的日子对我后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一是说过的，因为没有纸笔我在晚上跟一位也是逃难到那里的八股先生背诵古文与诗词，不知何解，但遗传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背很多，是今天写中文的本钱了。其二也说过，因为染上疟疾，有几个月妈妈要我每天下午到山间走，对夕阳的光的变化有研究，是今天搞摄影艺术的本钱了。
其三是妈妈知道她有的不足以养活所有孩子，让我背着一位桂林医生曾经说不可能活下去的三岁妹妹，到田野走，希望能找到些什么可以养活自己。废田的零碎农植，山溪的小鱼与虾，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生火烤煮后皆可吃。妹妹今天还活着。
这些在田园荒野觅食的日子，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生活与农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对中国农业资料的处理驾轻就熟。想想吧，中国农业的文字描述与数字统计图书馆可以找到，但只读这些不容易体会实际情况。拿沙的经历，使我参考这些资料时得到自己记忆的印证。差不多没有一种中国的农作物我不知道种植与收成的过程。是的，当年觉得自己比一般写中国农业的作者知得多。
后来《佃农理论》出版的第八章，我用年幼时获得的农植知识想出一套处理统计数字的方法，艾智仁与H。 G。 Johnson读后皆说该章伟大。最近高斯为我写前言，对助手说，作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我的《佃农理论》与《蜜蜂的神话》的水平不可能被超越。蜜蜂与果树都属于农业。这可见牵涉到农业的经济研究，拿沙的田野培养出一个专才。
与外间的消息隔绝多时，过了大半年，日军不利有所闻，再没有听到日本仔在拿沙邻近出现了。再过一些日子母亲说可以出平南，但恐怕拿沙的一些村中人要拿我们作人质。她叫今天活在多伦多的姊姊（后来是家中的第二个医生）到平南去，说是购物，其实是向县长求救。县长派来几个士兵，带我家到平南。日军投降的消息是到了平南才知道的。
该平南县长的名字叫欧阳拔英。解放前逃到香港，父亲感激，照顾着他。后来这位欧阳先生教了我很多，是这《奇遇记》中的一个人物了。
从佛山华英到湾仔书院（求学奇遇记？之四）
一九四五年从广西回到香港，九岁半了。战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但香港当时满是商机，父母刻苦耐劳，翻身指日可待。父母重视教育，战后不够钱，第四的姊姊考进港大，读医，小哥哥先入湾仔书院再升拔萃，其他求学的都回到国内去。我与一位姊姊进入了佛山的华英，在那里呆了三年。
其实九岁半还是小年纪，不用忙。但姊姊要我考华英中一，不逮，读小六；升中一，也不逮，再降小六。以顽皮名动华英，一九四八年暑期父亲收到华英校长的信，请我「另谋高就」，被逐出校门了。国共之争风声鹤唳，回港求学顺理成章。进入父亲曾经读过的湾仔书院，读第八班（第一班最高），十二岁。
不容易明白的是当年为什么那样顽皮。华英以记大过、小过来计算周末罚企的时间，每星期的冠军必定是我。是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不是个有破坏性的人。正相反，从小自创玩意，无奇不有，但没有损害任何人，怎会弄得众人皆欲杀呢？一九五一年，我的一位医生姊夫到西湾河山头一行，见到我能把飞鸟招之即来（其实是自己养大的），弹珠子、射雀鸟、掷毫、下棋等出神入化，吃了一惊，奔走相告，只是没有人相信他。
可能是广西拿沙培养出来的个性。我喜欢来去自如，独自思考，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同学上课，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华英的日子吃不饱，衣服残破，无钱理发，提到张五常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小六一年升中一，中一一年降小六，还是每试必败，记过频频，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小六的吕老师给我指出一线生机。一天他带我到校园静寂之处，坐下来，说：「我不管你的行为，不知怎样管才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那样的学生。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也脱离了老师，层面不同，有谁可以教你呢？我教不来，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好自为之，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
从那天起我久不久交出一些功课习作，而无论我交出什么，吕老师一定贴在墙上。有时他需要贴物，就找我写一篇短日记，使同学哗然。吕老师是班主任，对我偏心重视，但还是保我不住。记过频频，考试不知答到哪里去，被逐出校门罪有应得。后来读书怎样失败，我还是记着吕老师的话：要好自为之。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进入湾仔书院。那是有悠久历史的官立名校，当时学位短缺，打进去多多少少要有点来头。然而，战后风云未定，那里龙蛇混杂，黑社会分子多，而试题出售可以讨价还价。教国文的姓王，头顶有个大疤痕，活像地图上的非洲，同学们称他为「非洲王」。没有谁肯定他识多少字。
有一次，一位同学告诉我非洲王的作文试题是个「火」字，担保一定中。我找一位文豪前辈动笔，背熟了，考作文一字不漏地背出去。还记得文豪起笔的第一句：「火是物体燃烧所发出的光和热。」有威有势，不得了。试题当然是「火」，但我不及格。有三个可能。其一是我的文豪枪手比不上同学的文豪枪手。其二是既然试题可以卖出去，分数也如是。第三个可能最大：非洲王见到我的名字就懒得读试卷了。
湾仔书院的老师都是性格巨星，老同学今天谈起无不津津乐道。我第八班的老师姓谭，同学称「老坑谭」，用间尺打学生是骂左打右，骂前打后。四十学生我考第十二也要留班。奇怪是开课时，留班没有位，我被升到第七班去。第七班的老师是Miss Lo，貌美如花，英语流利；第六班是周师奶，好人一个，教得用心。周师奶的妹妹叫Miss刁，教地理，英语了得，后来被人叫「潘师奶」而起诉诽谤，胜诉，传为佳话。
虽说龙蛇混杂，当年湾仔书院的同学了不起。他们是经历过大战乱的第一代，那些逃难饥荒饿不死，或日本仔杀不掉，或盟军飞机炸不中的生存者。年龄很不平均，财富相当悬殊，但经过刀枪不入的锻炼，这些同学眼观六路，临危不乱，反应快。与他们交往几年，我对真实世界的各种情况知得多了。
后来自己走经济研究的路，发觉很多行家才智过人，但对世事知得少，以理论推断容易有偏差。是的，可取的经济理论不多，也不湛深，只是运用起来可以搞得很复杂。以真实世界为范，我走的路是判断不同局限条件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推理永远是向浅中求：世界复杂，理论不够简单处理不了。另一方面，好些我很敬佩的经济学者，生活经历过的变化不多，喜欢假设局限，然后把理论推上去。这种局限简单而理论复杂的经济学，与我选走的路是两回事。他们以猜测局限起笔，理论可以搞得精彩绝伦，但对解释现象的命中率不高。
多年以来，我坚持一个假说的验证，一定要有两个或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数才有机会成事。无从观察或看不到的变数，方程式写得怎样漂亮也是白费心思。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起笔，考查虽然不易，但拿得准时对解释世事如有神助。这是湾仔书院的同学给我的启发了。高斯完全同意我选走的路，因为他自己也这样走。他对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很悲观；近来我乐观一小点，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坚持在行内开始受到注意。
湾仔书院进入了第五班，老师郭炜民对我有大影响。跟华英的吕老师一样，郭老师给我很多鼓励，但不管。逃学钓鱼老师不管是奇事，但郭老师在我失踪时好几次对班上同学说：「千万不要学张五常，你们学不来的。他可以在考试前夕翻几下书就过关，我只担心到高班时这样的态度应付不了。」
其实考试前夕我也没有翻书。一九五二年升上皇仁书院是得到郭老师的推荐。后来在皇仁被逐出校门，也与翻不翻书无关，而是因为一门主要科——中文作文——考五十九分，差一分不及格。同学们都说因为中文老师不喜欢我，故意留难。其实当时自己不是个好学生，离校几年不无好处。
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后，两次约见了郭炜民老师，感谢他知遇之恩。三年前听到他在加拿大。希望他还健在，好让我能在第一时间把将要出版的英语文章结集寄给他。
太宁街的日子（求学奇遇记？之五） （2005…07…08 17：44：30）
皇仁书院大名鼎鼎，今如昔也。那时刚好换了学班制：以前是从大数字升到小数字，进皇仁时转为从小数字升到大数字。一九五二入皇仁读第三级，今天的Form III是也。第一年留级。自己没有用功是实情，逃学依然故我。班主任闷得可怜，见我提问必定罚企或留堂。可幸他深近视，逃学不上课他不知道。也不是毫无建树：在同学李家伦的指导下，口琴比赛代表皇仁拿过奖，而校刊《皇龙报》发表过我两篇中语文章。
留级的第二年有点火花。班主任是黄应铭。跟此前的吕老师与郭老师一样，认为我自成一家，逃学理所当然。记得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学获全校象棋比赛冠军，大家在课室庆祝，黄老师进来，问庆祝什么，回应是一位同学拿了象棋冠军。老师说：「不是张五常？我敢跟你们打赌，张五常没有参加比赛。」八二年回港工作后，我见过黄老师几次，也感谢了他的知遇之恩。
被逐出校门可能是我平生的最好际遇。如果华英没有把我踢回香港，在华英升级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