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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史德拉（G。J。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史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艾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艾智仁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艾智仁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好像是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艾智仁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艾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史丹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艾智仁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艾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艾智仁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艾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艾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艾智仁，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学的方法。
（四）
旁听生不能发问——我是不甘于接受这一事实的。我知道从课室到艾智仁的办公室要走几分钟路，于是就打这几分钟路的主意。第三个学期，我选了近门的座位，下课的铃声一响，我随即冲出去，在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提出我已准备好的问题。他的回应，是问我有否读过某些有关的文章。我说没有，他就不再多说，急步而去了。
这样，他逼使我在发问之前，先作充分的准备。一想到不懂的难题，我就到图书馆搜集有关的数据，通宵达旦地翻阅，将题目改了又改，发觉尚有不明之处才去问他。他反问有关的读物时，我对答如流，指出每篇文章的缺点，他于是点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请我进去。由于我对问题下过功夫，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通常不容易解答我的「质疑」，坐下来想想就总得花一小段时间了。后来我可以在其它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使不少同学羡慕。
有一些问题，我曾与艾智仁研讨过很多次，也有一些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的。这些问题都很浅。什么是失业？实质利率从何量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为什么买卖双方会讨价还价？为什么香港房地产经纪的佣金比美国的低那么多？为什么在日本的餐室，顾客不给小费？……这些浅题目，在经济学上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了一个可取的答案，就可以一般化，推展到很多其它的事情上去。即使今天，任何人能逻辑井然地解答两三个这样的问题，就可见经传了。
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是选艾智仁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堤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订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都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艾智仁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堤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堤大学办公室，知道艾智仁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艾智仁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庄逊（D。G。Johnson）教授的。庄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五）
听到艾智仁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堤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一个同事（E。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智仁，他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