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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至1993年9月，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度过的。尽管工作地点在远东，但每年都到莫斯科去两三次。每次到莫斯科必定逛书店。这并非完全出于国内养成的逛书店的癖好，还由于莫斯科的书比远东便宜得多。我不敢妄言逛遍莫斯科所有书店，就连本市老书迷也未必敢说这样的话。但主要大街上的书店、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书店以及地铁站附近的书店，我每次都要浏览一番。莫斯科书店以历史、哲学、经济、科技、俄国和外国古典、当代小说为主，“无聊庸俗的书”当然也有，但与前者相比仍占少数。1993年8月我曾买到1991年至1993年出版的契诃夫、果戈理、库普林和左琴科等人的作品。至于庸俗无聊的书刊，特别是淫秽书刊，主要充斥在地铁出入口附近和地铁站内通道的书摊上。那些书摊可以称为文化垃圾箱。至于远东大城市海参崴和伯力的书店，我都逛遍了。但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远东，我从未见过封面灰暗陈旧、卖不出去的索尔仁尼琴的书。就是在苏联定为“索尔仁尼琴年”的1991年，各地出版社大量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的那一年，我也没在书架上见到过滞销的索尔仁尼琴的书。这里我想补充一句，苏联文学刊物1988年便开始刊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9年4月《新世界》开始连载《古拉格群岛》，1990年又刊登了《第一圈》和《癌病房》，同年《星》《涅瓦》和《现代人》分别刊登了《红轮》的片断。1991年为了纪念“索尔仁尼琴年”，莫斯科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十卷集。
五年来我接触过各行各业的俄国人，从莫斯科大学教授到边境小城副市长。闲谈时往往提到索尔仁尼琴，尽管他已蛰居美国佛蒙特州多年，并极少公开露面。但他每次露面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成为人们的话题。“8·19”事件以后，海参崴一位医生告诉我，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卢金在华盛顿会见了索尔仁尼琴，后者对叶利钦评价甚高，但猛烈抨击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表怀疑。又有人对我说《论据与事实报》报道叶利钦访美时曾同索尔仁尼琴通过电话，两人谈得不投机，最后叶利钦对索尔仁尼琴说了三句话：回归祖国的障碍已经消除，国门向他敞开，国人盼望他归来。“索尔仁尼琴不久就回国定居了”的话我听过很多次，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已经在北京了。1993年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基辅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俄国大提琴家契尔沃夫的演奏会。演奏会后我陪他游览故宫，他突然对我说：“您知道吗？索尔仁尼琴明年五月回国定居。”
我当时就产生过疑问，为什么被驱逐出境近20年的索尔仁尼琴至今仍对各阶层俄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我翻阅过他部分作品以及有关他创作生平的资料。我认为要解释清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倾向和艺术倾向，他的小说的美学评价等都可以不论”的。因为他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索尔仁尼琴的命运确实非常特殊。他是几度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人。卫国战争期间他是红军指挥员，荣获过红星勋章和红旗勋章。红军攻入东普鲁士的时候，他所率领的炮兵监听连陷入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机智，率部冲出重围，并带出全部技术设备，立下战功。当他理应获得第三枚勋章时，却突然被捕了。内务部军官在旅部撕下他大尉肩章的时候，旅长特拉夫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兄弟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索尔仁尼琴一下子全明白了。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殃及到他。索尔仁尼琴在胜利前夕被捕，1945年6月7日判处8年强制劳改。8年当中他蹲过各类劳改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和看守。他对劳改营的生活、劳改犯的独特心理和看守的特殊举止都很了解。1953年6月刑满。但又被永远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1955年生了恶性肿瘤，再次面对死亡，被当地难友送入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生还希望极为渺茫，因为肿瘤已发展到后期阶段，但他还是治愈了。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矗立一座纪念碑。1956年2月他正式平反，来到妻子居住的梁赞市，在中学担任数学、天文课教师，同时偷偷写作。1959年完成《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接着利用假期到各地搜集劳改营材料，着手写《古拉格群岛》，9年后完成。他又根据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的经历写了《癌病房》，还写了《马特廖娜小院》《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等短篇小说。索尔仁尼琴虽不停地写作，但在1962年以前并无出版的念头。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生前可能出版，有些则死后才能出版。
1956年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很快传遍全国，人们开始公开议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一向谨慎的前劳改犯索尔仁尼琴也敢同可靠的朋友谈论自己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了。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把《一天》手稿拿给难友科佩列夫看，问他写得是否真实。科佩列夫同《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很熟，便把《一天》手稿拿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特瓦尔多夫斯基看过大为赞赏，兴奋得一夜未眠。但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他自己拍不了板，还需更高一层的领导人首肯。特瓦尔多夫斯基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不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把《一天》捅到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赫鲁晓夫看过很欣赏，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天》能否出版的问题。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赫鲁晓夫便亲自批准发表。《一天》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后，震撼了整个苏联。索尔仁尼琴一夜间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纷纷同苏联国际书店签定合同，把《一天》译成本国文字。因此索尔仁尼琴很快也成为国际知名作家。1962年11月18日《消息报》发表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题名为《为了未来而谈论过去》的评论文章，对《一天》给予极高评价。接着《真理报》等全国大报一致肯定《一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63年《新世界》又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马特廖娜小院》和《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从而确立了索尔仁尼琴在文坛上的地位。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老一辈作家认为，索尔仁尼琴虽初次发表作品，但已经是成熟的作家了。索尔仁尼琴并没陶醉在荣誉中，他要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便离开沸腾的莫斯科，躲进冷清的乡间别墅，全身心投入创作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这对索尔仁尼琴是一次打击。政治风向的转变使负责监督文艺界的克格勃重新活跃起来。1965年9月克格勃查抄了索尔仁尼琴朋友杰乌什的家，没收了索尔仁尼琴存放在那里的《第一圈》和《胜利者的酒宴》的手稿。后者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在脑子里编成的诗剧，反映了生还无望的囚犯的绝望心理。释放后他就否定了这部作品，决定永不发表。但克格勃偏把这篇东西印刷出来，并发给作协领导。《胜利者的酒宴》便成了套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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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作家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严重分歧。《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周围的作家开始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像以《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两部小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巴巴耶夫斯基，就指出索尔仁尼琴写的《马特廖娜小院》只是个别农庄，作者为什么不去描写邻近的布尔什维克农庄呢？那里阳光普照。这说明作者只对生活阴暗面感兴趣，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特瓦尔多夫斯基周围的作家支持索尔仁尼琴，并推荐《一天》为1965年列宁文学奖参赛作品。《一天》参赛后，便传出索尔仁尼琴是逃兵、伪警察的流言，并在评审委员会上被正式提出。苏联最高法院出示判决书后，流言才被终止。判决书证明索尔仁尼琴确实是由于在信中怀疑斯大林而被判刑的。但索尔仁尼琴还是以写过反苏诗剧《胜利者的酒宴》而被淘汰。
报刊上不公正的批评，侮辱人格的流言蜚语，再加上《癌病房》未被《新世界》接受，使索尔仁尼琴非常恼火。1966年7月25日，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火气十足的信，陈诉自己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恳请最高领导人批准出版《癌病房》。但勃列日涅夫并未理睬。
《新世界》未接受《癌病房》，并非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改变了态度，而是不喜欢这部作品。况且《癌病房》里并没有犯忌讳的地方，不过描写癌病房里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几个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同表现而已。发表这样的作品并不担风险。不久，鉴于《癌病房》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协分会散文组专门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30名作家一致肯定了《癌病房》，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打字稿流到国外，先在国外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采纳了莫斯科作协分会的建议，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癌病房》。但这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特瓦尔多夫斯基忙于大会筹备工作，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没同他通上气。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协分会肯定了这本书，并要求尽快出版，但并未听说哪一家刊物肯于发表。他认为苏联作协故意同他作对，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