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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游戏中，胜者都可以得到奖励并升级，而失败者则可能受到电脑画面的嘲笑。虽说这些奖惩都是虚拟性的，但它却让游戏者由衷地感到喜悦或沮丧。假定你失败了，电脑会用挑逗性的语言问你：再来一次？
这时，许多不甘失败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去按yes键。
电脑游戏的竞技因素是使人们游戏成瘾的主因。虽然心理学家一再为此发出严重警告，但电脑专家却从另一个方面指出，那些对游戏没有瘾的人，在生活中往往缺乏上进心和竞争力。换句话说，电脑游戏无非是现实生活的演练和彩排。
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对手关系或竞争关系。作生意的人都有一句口头禅：商场如战场，一旦上战场就要决出胜负。我们从这里已经嗅到了浓厚的硝烟味儿。前面提到了《网络为王》一书，它的书名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王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字。然而在西周的金文中，它通常是战斧的象形字，它很自然地使人们想到了争讨杀伐，想到建立在赫赫武功和强大实力基础上的统治权力。以后，当这个字演变成现代所见的三横一竖形态后，《说文解字》训这个字时说：王，天下所归也。三画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在这个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到王字那种唯我独尊的气象。由此来看网络为王这个说法，作者的意图十分清楚，网络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不仅如此，作者在叙述美国几家著名信息公司兴衰沉浮的历史时，刻划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技术竞争史画面。
该书第二部分题为：Internet豪赌开局。开篇一章的题目是：问天下谁是英雄？
后面介绍微软公司时使用了昨夜赢家，今日输家的标题；在谈到网景公司对微软的挑战时，又提出了今日世界，王者为谁？的问题。一部现代信息技术史被描写为一场此伏彼起的春秋争霸战，这是极为生动而贴切的，它揭示出现代技术和商业社会的竞技本质，这正是人类进步与生物进化之间的明显区别。
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生物世界中充满竞争，但这种竞争是指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物种的竞争同时就是自然选择，也就是物竞天择。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十分缓慢，一个物种的适应或被淘汰也就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真正以竞技为游戏并在竞技中求生存的只有人。人的技术竞争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人们又要进行新的角逐，凡不适应这种竞争的都要被淘汰出局。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胜者为王，所以今天的网络词典中才会有当代印第安人的说法。
在自然界中，优胜劣汰是一个在短期内无法奏效的法则，但在人类加速进步的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这个法则在起作用，它使人群分为制人者和制于人者这两大类，使国家和民族分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或者用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分成发达社会和后发型社会。
几年前有一部英国电视喜剧《是！部长阁下》，片中一位部长秘书喜欢生造一些简称词语。一次他与部长谈话中提到了微非小国这个字眼，莫名其妙的部长问：微非小国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很简单，就是微不足道的非洲小国！这当然有种族歧视之嫌，但它也传递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滞后，它在世界上就可能沦落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相互竞争的最高级法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法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东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对此做了明确的注释：自严复译出《天演论》以来，除战争年代以外，大概再没有哪一段历史岁月会像今天的信息时代这样，使中国人从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逼迫。以小型家用电脑的更新为例：从一开始的PC机，转眼就换代到了286、386、486、586，遂使人们刚刚添置的新机器，用不了多久就已变成淘汰机型。而现在，互联网络又再次奏响了《命运交响曲》的'三连音'，要把这些小型机连接成亘古以来最大的一架机器，甚至要把'信息高速公路'变成对一个民族最性命攸关的'生命线'。这简直是一种比战争更紧张的情势。的确，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以其强大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在军备竞赛中把苏联拖垮。冷战之后，当代世界又进入了贸易战时代。在这个竞争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以临战姿态来发展经济和技术。每年全球500强企业统计数字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统计表，都似乎在提醒人们，我们一直处于战时经济状态。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型社会。随着现代国际经济技术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已经成为文明考古学的最佳场所。庞大的农业地区和人口，成千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和乡镇，最后是在各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出现的信息技术产业，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托夫勒所说的三个浪潮冲击后淤积而成的文明地质层。这个地质层的下部最为深厚，而上部则相当表浅。
当然，中国兵书中向来有后发而先至的说法。有人说，西方工业化时代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是很困难的。但现代信息技术起步时间较短，我们和西方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电脑和网络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未免过于乐观。在一个电话普及率仅为2％（美国为60％），有线电视覆盖面仅为1％（美国为25％），PC机普及率只有0。2％（美国为30％），连接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光纤主干道只有几万公里的国家中，恐怕只能形成一个相对发达的网络特区。信息库化程度不高，资金短缺，观念滞后，全民教育程度不发达，这些因素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我们全面进入网络时代的速度。这个事实同时说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虽然代表着一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和经济模式的后工业化时代，但它仍然要以强大的工业社会和现代教育为基础。不论怎样，我们已经被裹胁到一个无休止的竞争时代。进步虽然向来是个美好的字眼，然而对我们这个后发型国家来说，它更是个痛苦多于欢乐的过程。再放大一些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即使我们不必再步行，但耳边却总是听到《命运交响曲》奏出的那沉重、急迫的脚步声，心中一定会问：这就是人类的唯一生活？
半部圣经治天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很多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寺庙或教堂，它们是各类信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在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或佛教寺院，信徒们对着神的偶像祈祷或顶礼膜拜。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但大多数清真寺都对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因为那里有穆罕默德的陵墓。人们通过崇拜与上帝交流。
一般来说，科学是反对崇拜的。但随着电脑和网络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迅速更新的高科技产品进入每一个家庭，随着大量指点未来的报刊和广告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冲击，公众不由对未来、对飞速发展的时代怀有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之情。对未来和速度的崇拜，说到底，都是对科技的崇拜。
在行将过去的20世纪，许多国家的人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危机，但惟独对科技的崇拜不但没有任何危机，而且日益盛行。虽然现代教育让我们相信，科学与神话迷信和宗教信仰离得最远，但科技崇拜这个说法却使两者紧密地嫁接在一起。两极相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科技崇拜一说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多少年来，世界上有不少思想家都对此发表过议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说：
技术崇拜使以理性为基础的技术非理性化了。音乐社会学家阿多诺则批评说：在这个工具化和管理化的社会中，音乐蜕变成功利主义艺术，它依赖的是技术理性模式，在这里，启蒙让位于消遣。
这些批评大体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矛头并非针对科学和技术，而是指向用科技一匡天下的科学崇拜。然而，现代人为什么会以崇拜这种非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作为理性化身的科学和技术？其中必定有相当深刻的原因。人类向来需要从信仰中获得力量。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信仰的含义就是给人们指示一条生活之路。对宗教的信仰和对科技的信仰都具有这个特征。
怎样相信就怎样生活，这就是人的历史。说到宗教信仰或崇拜，我们不能不提到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圣经》，它包含《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新旧约》则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指南。由于历史的原因，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与《旧约》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目前，这三大教的信众约有几十亿人，由此可见《圣经》对历史和当代生活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圣经》首先向人们展示了大量令人敬畏的圣迹或奇迹，比如《旧约》开篇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神话，《新约》也讲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用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饭的故事。上帝由于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奇迹，所以又被称为造物主。人们崇拜他，实在因为他具有无所不能的、令人难以企及的创造力。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这就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同时，《圣经》还是上帝与人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