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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哈耶克参加了人文研究所在温德塞尔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间旨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最基本的分析框架的三次会议中的一次，这一系列会议推动了最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哈耶克在１９７６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米塞斯是“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真正的创始人。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学派”⑤。他还跟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因此，在最近这些年来，在美国，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又复苏了———
答：其实是米塞斯学派……人们现在把我跟米塞斯相提并论，但我想，他们主要是米塞斯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些人勉强地承认我是第二代的领袖，但我觉得，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最近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恐怕对这种说法，肯定会不以为然。⑥
１９７６年，塞尔登在为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罗宾斯和哈耶克“积极推动，使英国的研究者和教师们了解了门格尔、维塞尔、庞巴威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但我们一直没有听说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发展，直到最近一两年，情况才有所改观”⑦。哈耶克于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在年轻一代中普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哈耶克影响下成立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ＩＥＡ）。正是它，推动形成了撒切尔夫人自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０执政１１年间所奉行的观念，“如果没有ＩＥＡ，我非常怀疑是否会发生那场撒切尔主义革命”⑧。
哈耶克曾讲过ＩＥＡ的创立经过。他回忆说：“就在我正在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同时，跟它坚持同样路线的另一个机构也在筹备成立。一位挣了一大笔钱的英国年轻飞行员来找我，他问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遏制社会主义的不祥的发展。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相信，向大众搞宣传收效甚微，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说服知识分子。我说服他用安东尼·费舍尔的名义去创办一个研究机构，最后的成果就是经济事务研究所。开始的时候，它的发展很缓慢，但今天？穴１９８３年？雪，它不仅具有极大影响力，也成了分散在大半个世界的大批同类研究机构的榜样，正是这些机构正向世界传播着健康的观念。”⑨
ＩＥＡ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阿瑟·塞尔登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８年间一直担任ＩＥＡ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１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念书，后来又担任助教。他为人热情、讲话慢声细语、乐于助人，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读过爱德温·坎南的书。开始他是普朗特的学生；“随着我的兴趣从经济学理论转到政策应用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成了哈耶克”，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进行了深刻论述”⑩。在这篇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４０周年的文章中，塞尔登接着说，“哈耶克从知识上对集体主义经济的批判，极大地振奋了五位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度的研究生，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讨论驳倒集体主义经济学邪说的办法。但战争阻碍了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类似ＩＥＡ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组织”｛11｝。
英国政治史专家丹尼斯·卡瓦纳曾经非常准确地描述过ＩＥＡ的哲学和发展历程。该所刚成立的时候是“作为一家‘研究与教育信托基金’，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和表达人们的偏好方面的作用。它是由阿瑟·塞尔登和拉尔夫·哈里斯经营管理的。ＩＥＡ最开始时进行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塑造舆论气氛，影响政治家们的思想。它没有致力于说服某个政党或政治家，它相信，影响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舆论，可以更有效地增进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赖”。截止到１９９７年，ＩＥＡ已经发表过五百多篇论文，出版着一份月刊，定期举办有政治、企业、舆论领袖参加的午餐会和研讨会。根据卡瓦纳的研究：“到１９９７年，ＩＥＡ已经稳固地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和货币主义在英国的思想大本营。他发表了哈耶克的大量文章。通过出版哈耶克的著作，ＩＥＡ对于恢复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12｝
哈耶克曾说过，他自己晚年声望最高的时候，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的兴奋期之后那段时期。１９８５年有人曾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反应？”他回答说：“诺贝尔奖只有很小影响。从１９７４年一直到１９８０年，有一些表面的效果。不过，我不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激发起了年轻一代对我的兴趣。而在过去五年中，却出现了一股潮流，我都有点跟不上趟了。我觉得我没怎么夸大———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接到一本研究我的新书。而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不可能阅读这些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哈耶克追随者写的书籍的洪流，我自己是不能主宰它的。”｛13｝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有些人的推崇。人们认为，他关于凯恩斯、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后来，人们又认为，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由集体、政府控制社会中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浪费和专制政权。而在思想界，一直以来，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有这种看法的人多了起来。哈耶克开始被人认为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后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哈耶克开始“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讲课”｛14｝。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论》中收录了他在全世界十二个地方的演讲：日本东京的立教大学，弗赖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朝圣山学社，英国的剑桥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城市学院，萨尔茨堡大学，伦敦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西德的基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出行得更为频繁了，尽管他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巴特勒引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回忆起身体闹病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说，‘几年前，我曾努力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但我现在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样子’。”｛15｝巴特勒又说，１９７３年，哈耶克曾被提名成为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名誉校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荣膺这个职位，但却遭到否决，投票者觉得哈耶克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了。然而，九年之后，该校却宣布，哈耶克是该荣衔惟一的候任者，听到这消息，哈耶克捧腹大笑。
他的名声传遍整个世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就由凯恩斯推荐，当选为英国研究院（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院士。１９６４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４年他７５岁生日的时候，又被授予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１年，维也纳大学聘请他为荣誉理事。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在１９７７年，陆续获得危地马拉、阿根廷、智利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７８年，他又获得达拉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长期担任他的助手的威廉·哈特当时正在该校任教（他是《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在危地马拉，有一所大学就以哈耶克的名字来命名。不过，１９７８年，他曾对一位采访他的人士说，尽管“我已经———一般来说这总是不可避免的———自从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荣誉学位，但没有一个是来自你们所说的名校。这些所谓的名校依旧把我看成一位反动分子，他们仍然觉得，我的思想声誉不那么好”｛17｝。
新观念的发展几乎必然是缓慢的，一开始，经常会遭到冷嘲热讽。哈耶克曾经很精辟地强调说，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尽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但却很少有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认识到，他们自以为客观正确的看法，最后将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被证明是错误的，最起码也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推测性的、假说性的，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得不断地接受人们的审查、检测、修正甚至拒绝。探索真理就是一个不断用新经验评估旧假说、新假说的过程。真理并不是有待于我们去征服的固定不变的山峰，而是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的一次无尽的征程。每次发现新的知识，都开辟了无知的新范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和现实，他越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多少。
我们可能会从理论上举手同意这些原则，但将其付诸自己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以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新观念，如果想为人们接受，就得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因此，理解（德语中的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把握住；这之后，新的理解才有可能被用语言表达出来，供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