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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满洲、蒙古、汉藏交界地区的居民落户于华北，其结果是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种族成分，同时也引起意识与传统的变化。汉人与草原居民（或山民）通婚在平民阶层中从未间断，而自6世纪初起，在上层社会中也与日俱增，原因是北魏实行系统的汉化政策。通婚的结果便形成混血的贵族阶层。隋唐时代许多大家族，甚而6世纪前后乃至8世纪上半叶忠实支持皇权的家族，都有着源于突厥或鲜卑的姓氏，如：宇文、慕容、令狐、独孤、尉迟等。但是许多情况下倒是采用汉家姓氏借以隐藏胡籍。唐朝皇族本身，虽然采用汉姓“李”，但却是半突厥族者。
“华夏中世纪”处于中亚扩张的两大时期之间：一是汉代，自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中叶；另一是唐代，7—8世纪。但华夏世界与位于塔里木盆地及昆仑山下的绿洲地带的关系在两大征服时期当中从未间断过，当时中国军队已挺进至帕米尔，偶尔还直达外奥克散。曹魏皇朝曾竭力在这绿洲地带立足。3世纪末年，由于西晋的威望，中亚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派遣不少使节至洛阳。27l年、273年、285年、287年，鄯善（今之卡克里克）、于阗、龟兹、焉耆、费尔干纳等送来贡物；268年、284年、285年、287年、289年，林邑（占城）、扶南（柬埔寨）遣使来朝。285年，中国使节被派至费尔干纳，给当地君主封“王”。4世纪时，定都于甘肃中部武威的前凉（316—376年）一直扩展至吐鲁番地区。前秦伟大君主苻坚于376年，尤其于384年经吕光将军远征之后，将自己的统治扩展至塔里木盆地。后凉（386—403年）的进攻一直推进至焉耆与龟兹。北凉（401—439年）被北魏兼并之时，掌权家族至吐鲁番寻求庇护之所并在当地建立了高昌新国。最后北魏于439—440年征服甘肃，其后便威震中亚，在大同接受了20余个绿洲国家的贡品。
第四部分 13。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3）
此外，4—6世纪建于南京的各朝廷也与中亚以及位于曹魏、北魏的东北面的各国（满洲、朝鲜、日本）发生联系，有人以为由于距离与天然阻隔而不可能这样做，但正恰恰相反。青海游牧民族吐谷浑人实际上做了长江流域各国与绿洲诸国的中介人。6世纪上半叶吐谷浑扩张至鄯善绿洲与且末（今之车尔城）之后，梁朝时代这种关系更为密切。553年西魏占领四川，关系遂告中断。
唐朝向中亚乃至伊朗接壤地区扩张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而相反，突厥初侵华北之时，其前一段时期，两方面已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一方是自535年起定都于长安的各皇朝，另一方是位于玉门关与敦煌以西的各地域。中亚各国以及萨珊波斯皇朝的众多使节驻在长安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553年，白匈奴与波斯的使团。
558年，白匈奴与波斯的使团。
560年，龟兹国使团。
564年，康居（撒马尔罕地区）使团。
567年，布哈拉使团（阿姆河流域）。
574年，于阗国使团（进贡马匹）。
578年，波斯使团。
华南与长江流域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愈来愈多的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同时华北各城市也形成外来商人区域，这些商人来自中亚绿洲以及位于锡尔河与目前印度、伊朗边界之间的地区。其中有吐鲁番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大夏人、白沙瓦人、东伊朗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人等。商人、官方使节、人质、传教者从南方口岸与甘肃通道进入中国，他们在华夏世界史这一关键时期产生决定性影响。佛教在公元初几个世纪经过一段时间适应环境之后，自4世纪末至8世纪末在中国激起巨大的宗教热情，深深地改变着先前的传统，并在华夏世界以及中国邻国中留下持久的印记。但在佛教发生影响的同时，印度、伊朗、希腊的影响也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反映出来。
注释
①似应为祖父。——译注第二章中世纪文明
自汉亡至隋唐贵族皇朝建立，历时四个世纪，这段时期为华夏世界思想史上最丰富、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异常多产，充满新颖事物：玄学体系发展起来，完全摆脱汉代的繁琐哲学，而且自4世纪初起，吸收大乘佛教四大皆空的教义而愈加丰富；业余文学、艺术大加发扬，追求为美而美的纯粹趣味，一反古典传统；出现了第一批卓越的文艺批评著作；绘画从工匠手艺地位上升为充满思想内容的精巧艺术，在世界风景画史上第一次将风景作为绘画对象，作为艺术创造；诗歌空前大发展。最后是巨大的宗教运动开展起来，呈现的面貌不一，其影响广泛而多方面，在一本中国通史中只能略为提及。
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历史时期、华北与长江流域各自不同的演变、不同地区的相对分隔、南北的相互借鉴，凡此种种，更加造成思想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化。由于190年前后至3世纪末即第一个长江流域的皇朝出现时期道德进化与哲学的演变，使这段历史时期成为承上启下的时代。4世纪时，华北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差别异常巨大。前者尚武，大众化，几乎全无文化，深受草原地带与藏汉交界区域的影响；而后者则贵族化，讲究高雅，有自己的文艺团体、隐修寺院与宫廷生活。后来，5—6世纪，二者之间的鲜明差别慢慢减少。愈来愈汉化的北魏迁都于洛阳（494年）——自1世纪初至4世纪初，洛阳一直是中国政权的中心。自此时起，华夏旧世界的各方面人士都热诚笃信佛教。
从上述三个多世纪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情况，可以了解当时的道德面貌。大家族之间进行派系斗争，豪门世系趋向于变为封闭式贵族，南京皇朝荏弱以及政治斗争虚妄；3—6世纪的文化人士中以个人明哲保身态度、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为其特点，这种态度与追求无疑与上述种种情况大有关系。由此亦可知在长江流域的诸皇朝中为何文艺团体占优势，为何隐修与寺院生活方式盛行，以及作为衰亡动乱时期最后庇护所的宫廷为何起重要作用。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北方为何异邦的大宗教在一个粗野、暴烈、半野蛮的世界中受到欢迎，为何分治曹氏与司马氏皇朝的官吏庇护佛教，为何对佛教的信奉进展得如此迅速。
第四部分 14。中世纪文明：玄学、美学与诗歌
从法家唯名论到本体论思辨
汉代衰亡时期，在学派传统方面出现了中断，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似乎已令一切景象改观。经典研究透过马融（79—166年）与郑玄（127—200年）的著作曾发出最后光彩。175年洛阳太学六经经文的碑刻富有象征意义，此六经为蔡邕（133—192年）所编订。除《易经》以外，这类经文许久已不受人过问与重视。虽然大体可以举出几个著名的经典诠释家，而且11—12世纪宋朝时代出现过一段伟大的复兴时期，但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承继汉代传统，而且在注疏方法及阐发暗含的哲学意义方面都没有重大突破。
2世纪末的动乱以及4世纪初胡夷部族起义进一步造成这种学术传统的萎缩。190年董卓的雇佣兵劫掠洛阳时，汉朝文献与皇家藏书被毁。311年曹魏积累的文书资料也遭受同样的命运。顺便一提，曹魏与东晋的皇家藏书，按“四部”（经、史、子、集）新系统排列，此法为后世所遵循。当时藏书楼已收集了竹简古文献。文献于279年在一名公元前299年的魏国公侯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魏国著名的《竹书纪年》也在其中。今天凭借各种著作的引文仅仅找出其中的片段。不过，思想文化生活朝新方向发展，主要原因还是伦常危机。这种危机汉末时已显露出来，它推动了政治研究与哲学探索的更新与深化。
自2世纪下半叶起，便见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的各种思潮的复兴：法家、名家（“正名”论，即明确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学说）、带玄学倾向的老子道家。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与公元前4—前3世纪已迥然不同。3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社会功能组织、其必要的天然等级关系、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作用、按个人能力与性格而归属的类别等。当时的思想家一般认为：每人各安其分时，社会秩序方可保证，而“分”是由个人命运所决定的。这种观念见于下述两人的著作：刘劭（3世纪上半叶），曾撰曹魏《新律》，著《人物志》，书中法家思想与名家学说密切结合；郭象（卒于312年），著名的《庄子》诠释家。王肃（195—256年）亦注释经典，其注疏抛弃玄奥解释。王氏还关心社会等级问题。
从上述动向可见当时政治条件的影响——曹操及其继位者已建立以法家精神为本的军事专政制度——也可见汉代盛极一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