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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 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 DSL 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 DSL 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 14。4K 提高到 28。8K 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 DSL 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 Avanta 公司，真正实现了 DSL 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 MIPS 后，便合伙创办了 MIPS 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 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 SGI 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 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 Atheros 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 AT&T 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 AT&T 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 AT&T 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 MBA 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 MBA 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 EMBA 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 75％ 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 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八十年代以来，从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SGI 公司（太阳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九十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 Google 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比互联网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Google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