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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们在思维上都习惯于用英文反应。
第六部分第183节 颠覆代表
这样的语言养成习惯，无疑最终会颠覆代表和记录中华文明的汉语。
语言的转译其实是思维的转型。语言在一个人口流动十分频繁的社会里不仅仅是交流工具， 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也都渗透其中。这使得人们在丧失语言传统的同时，吸吮着外 来文化，使之入脑入心，变成其情感、思维等的内涵，使沿袭千年的民族文化发生更大的变 异。
例如，中国人原本不太能说出“我爱你”，现在，他们 不仅懂英语，而且能说，他们可以用英语说出“I love you”，这样躲在语言背后的感情因 为借得了一把保护伞，进退自如，中国人的感情几乎一夜之间不再像在传统中那样显得端庄 、严肃。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各阶层在文化上的差别最明 显的特征即在于它全方位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隔阂。在中产阶层形成的这十余年中，已渐渐 形成了一种融会中西的独特的文化风貌。”秦言先生在《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 主流》一书中说。随后，在书中他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解释：在三资企业，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规章、制度、培训等逐渐为中方雇 员接受，中方雇 员也逐步具备了市场意识、营销概念等现代管理思维；至于那些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及操作手 段，中方雇员也大多运用纯熟。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商在谈及中国商人及中方 雇员时仍会强调他们缺乏经商经验和国际视野，进入90年代中期，历经十年的锤炼，外方已 逐 渐相信中国人在此方面出色的适应性。1996年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的法国雷诺公司将北京 代表处首席代表一职正式委任给一个叫王大东的中国人；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中级管理层有 150余名中国人，占该层管理者的51％；IBM中国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几乎全是中方雇员，高层 管理者中，中方雇员也占到一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荷兰壳牌公司、飞利浦公司、美国 英特尔公司、英国ICI公司……这些名列《FORTUNE》杂志全球500家大企业的跨国公司用人 时不首先看重员工的本地背景，他们更看重员工对跨国集团运作方式的适应性，以及在此 间能发挥多少创造性。之所以会聘用中国人做中高层管理人员，是因为中方雇员无论是语言 能力、市场操作能力还是策划能力都令外方相信他们可以充分保障自己的利益。此外，中方 雇员对本地市场更为熟悉，他们更懂得如何打通中西文化，为外企在现阶段的中国创造一个 生存发展的空间。
毫无疑问，这些外国企业大举雇佣的中国本地人，大都是“西化”程度比较高的中产人士。 事实上，他们在语言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价值观等等方 面大多与西方人接近了。这意味着他们一方面像婴儿哺乳似的大力吸收着西方的文化， 而同时，另一方面，在工作和生活中，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在一步步地丧失……近20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人生价值、婚姻家庭观……都发生着巨变。西方文化中的 同居 、一夜情的盛行，传统的“守节甚于守命”的贞洁观念烟消云散；2000年，一项在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知识女性的调查 中，有20％的人赞成“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起源于西方的“丁克家庭”在中国不断增加 ，传统的中国人“多子 多福”、“养儿防老”生育思想在中产阶级中已经崩溃；据《中国百姓蓝皮书》，对于金钱 的作用，分别有17。6％和56。4％的人认为“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这样的数字说明“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义利观在中产群落中也渐渐失去市场；还有婚前财产公证 ，夫妻之间经济各自独立，同居后即使分手互相仍然的好朋友……等等，在中产群体中已不 再是阵阵新鲜的风而大行其道，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传统文化观念在中产者中正被一 种新的思想或文化所同化，所替代……在世纪之交，上海复旦大学几位教授曾做了一个《2000年调查》，其中，对于“我为什么要 工作”这一问卷，北京、上海、广州居民中，有357％的城市居民回答主要是为了“增加个 人收入或提高待遇”而努力工作，24％的人回答主要是“受责任心的驱使”努力工作。而 仅有181％ 的人选择“充分发挥个人能力”，77％的人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另外，只有5 6％的人回答努力工作是为了“给国家多做贡献”，33％的人回答是为了“给更多的人服务 ”。48％的 人选择“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是他们努力工作的主要因素。
看到这些数字，调查者最后十分忧虑地说：“ 可见，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被动地或按职责完成自己的生产活动，较少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 方面反映了个人本位的价值观的树立，形成了发展个性，尊重个人的社会风尚。但另一方面 也不禁令人担忧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团结以及超越狭隘功利观的精神追求。同时，又说明 中国人开拓、创业的精神也正在逐渐丧失。也许各方面的条件尚不够成熟构成了种种限制， 但是社会的活力、民族的振奋还是呼唤具有理想与抱负的国民。”有位西方哲人说过：一个没有了自己的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中产群 落的渐渐丧失，对于我国正在发展中的中产阶层来说是祸，是福？不管怎样，毫无疑问，中国中产阶层正面临着精神家园的双重文化的严峻挑战。
第六部分第184节 国家如何应对挑战
三、国家如何应对挑战
毫无疑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国家面临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挑 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挑战？这事关中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的地位
，也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
1。做大中产势在必行
在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 结构的主体力量。而相比之下，我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作用还 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并且规模还很小，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只有１５％到２０ ％之间。今天，中产者队伍的扩大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既要使中产者队伍做强做大，又要使其健康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这是我们势在必行的工作。
（1）维护社会稳定，呼唤“橄榄型”社会结构。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 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个群落，由于二者对立性很强， 政治上互相排斥，常常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事实上，近十几年的国际风云变幻也充分验证了这一道理。
例如，这些年发展中国家虽然 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结果，造成 许多国家的社会根基不稳固。巴西、阿根廷由于贫富两极分化，都发生过社会或经济动荡 ，它们虽然人均GDP都曾达 到过七八千美元，但是，一个金融危机就又倒退回了原点；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已 达到1万美元，但因为中产阶级人数较少，社会动荡，经济也垮崩下来。相反，日本由于战 后中产阶层不断扩大，90％的日本人步入中产之列，这一群体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国家有 效 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拉动了经济的腾飞。在“四小龙”之 一的韩国，中产阶级人数也在社会上占据优势，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它虽然受到较 大冲击，社会却能保持稳定，危机一过，迅速复原，在短时间内继续向前发展。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社会结构显得很不合理。从财富分配情况来看，目前，国内 金融资产总量20万亿元中，有80％的居民金融资产为30％的城市居民拥有，而其中近一半又 被20％的高收入者占有。这种人数上的“金字塔”和财富占有上的“倒金字塔”结构，直接 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平均已达0。39，直逼0。4这一警戒线，直接导致社 会上一些不满思想的蔓延。据著名国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调查显示，目前 全国 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亿～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2％～45％，其中， 非常不满者就有32 00万～3600万人，占比超过7％。这种大面积的不满，使社会空气中流动着对财富人的对抗 情绪。这些不满和对抗情绪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 催化剂，如果不迅速加以扭转，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发展是中国步入世界强国的惟一途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因此，“扩大中等收入 者比重”，同样是迫切的政治任务。做大中产阶层不仅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 政治发展的需要。
（2）刺激市场繁荣，需要中产作为支柱群体。
市场繁荣，是社会稳定、经济兴旺的标志，是民富国强的重要途径。但是，市场繁荣往往需 要消费的拉动，才能达至。
中产阶层收入稳定，薪金丰厚，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
在市场经济的竞技场上，中产阶层是各种产品广告的主要定位对象，是商场最主要的购物者 ，也是城市最核心的观念和潮流的体现者，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