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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格地来说，他们算不上真正的中产者，因为列入中产阶层除了经济的富裕外，还要求其文明素质等条件，但是，无论是山西省霍州市还是浙江台州市的贿选现象，都表明了在经济上迈入“中产”的人们的“参政”意识和可能采取的手段。毫无疑问，如果这样的“ 中产人士”一旦“参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中产阶层的参政是一个严肃而紧迫的话题。
（2）必须重视中产阶层的参政。
在《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一书中，秦言先生指出：“中产阶级者所从事的行业多属于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饮食业，而没有和较少进入军工业、能源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等行业，并且土地资源 、矿山资源也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并非国家命脉，所产生的控制力量也就不足。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非同一般。”不仅如此，中产阶层的地区性或局部性社会影响力不可忽视，并且有逐渐增强的趋向。
第一，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其中，中产阶层经营者所交纳的税费等在当地占有较大比重。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九五”期间上海个体私营经济的增加值年均增长26。3％ ，高于全市GDP平均增幅14。9个百分点。个体私营经济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96年仅为5％，2000年则达到23。8％。2001年，上海私营企业户数总量达到了17。64万户，注册资金为1862。1亿元。同时，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海私营企业对上海财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上缴的财政税收逐年增加。根据上海市财政局提供的材料，1995年个体私营企业缴纳税收19。54亿元，2000年上升到69。9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9。04％，分别高于全市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8。1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个体私营企业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6。04％提高到2000年的8。41％，占全市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4。42％增长到2000年的6。12％。
在广东，全省私有企业在1993年发展到4．6万户，上半年私有企业和个体户上缴税款172亿元，到1997年，私有企业增到12万多户，从业人员达152．9万人，缴税款达330亿元。
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公有制经济不够强大甚至萎缩，而日益发展的私有企业上缴税收的比例就更高，甚至在一些乡镇，私有企业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私有企业主成为当地社会修路、建校等公益事业的主要捐献者。毫无疑问，在这些地区，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并且在逐渐增强。
不仅私营企业是如此，其他中产者向国家交纳的税额也占据着地方个人税额总量的相当比重。
第二，中产阶层的影响力不但表现在人数上，还表现在其影响力的强度上。
漫长的历史表明，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人会积极地试图影响社会，他们主要是具有权力意识的政府官员和试图“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成为财富人，并且和知识分子结合，形成中产阶层，他们更富于经济实力和智能实力，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或者为了克服面临的发展障碍，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他们在与其他阶层的人们一起试图影响社会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比其他阶层更巨大，更加有力量。
第三，中产阶层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其影响方式上。
目前，尽管中产阶层还较少组织通过政治性的举动对社会或政府施加影响，但是，这并不等 于这一群体的人们放弃了影响意图。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时常通过与政府官员、社会要人进 行各种各样的个人接触和交往，或者一起做朋友，或者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或者找他们办事情，在相处过程中，通过经济的、感情的交往对后者的观念和行为施加影响。由于政府行为最终表现为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也受到其个人感情的影响，因此政府公务员们个人观念与行为的方向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行为的改变；中产阶层对于政府公 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影响往往可能促使政府行为的变化。
第六部分第171节 经济资源
尽管中产阶层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在全社会中占的比例不大，但当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影响政府官员、社会要人个人时，就能发挥较强的作用。例如，相当多的私有企业主向政府官员送过礼。这种行为并不是一种无私的匮赠，而是一种对政府官员行为的控制或操纵。他 们在送礼之前就有着明确的目的，甚至预想了可能的结果；俗话说：“吃了嘴软，收了手软。”结果 ，政府官员接受了他们的礼品，就很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在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无不是接受个别人或公司企业的贿赂而落马的。
王佩琦，原任云南省轻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1996年至1998年12月，他在担任思茅纸厂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兼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先后收受有关工程的工程承包人颜××、康××送的30万元人民币。因涉嫌受贿犯罪，2001年7月4日王佩琦被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17日被依法逮捕。
2003年4月25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对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结果查明，刘方仁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收受贿赂人民币161万元、1。99万美元；收受某外商所送名贵手表一对。
像这样领导干部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构成严重违纪犯罪的事例举不 胜举。
如果一个中产者在不同时间多次对某一“目标靶”施加这样的影响，众多中产者也如此行动 ，他们对社会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力就不可低估了。
虽然大多数中产者也知道为这种影响所采取这样的手段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权力又想发展自己的时候，不得已也会为之。
中产阶层已经为数不少，其实力不可小NFBC9，对于政治的影响穿透力强，因此“堵 ”不如“疏 ”，确定中产阶层的地位和权力，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作用，使其能够健康地发 展，成为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这样，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稳定的作用，才能成为 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一支健康力量。
第六部分第172节 注重自身利益
三、五大缺点，构成中产阶层的群体不足
中产阶层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社会阶层，还不成熟，有着自身的弱点。
1注重自身利益
2002年12月，德国《远东经济评论》发表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问卷调查，展示了中国新一 代高级白领阶层的生活态度与方式，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对于自身关注甚于社会责任。
这是该杂志所做的第五次“中国精英调查”，调查对象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 10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平均年龄为38岁。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精英阶层追求大都市化生活方式，奉行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追求快乐，注重个人权利和满足个人需求，而不是想着为社会做贡献。调查报告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城市人越来越注重个人生活和爱好 ，这与老一代人将社会义务置于个人欲求之上的生活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新一代白 领精英将个人的职业前途放在第一位，其次考虑的是家庭。被调查者中，72％的女性认为追求快乐更重要，而持这一态度的男性为63％。在年龄为55岁或以上的被调查者中，98％的人认为“为社会做贡献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年龄5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81％的人将个人兴趣和爱好放在首位。
最后，《远东经济评论》说，在社会风气上，年纪较大者的集体意识与价值观念正逐渐被新 一代自我意识所取代。
对于中产阶层注重自身利益这一不足，《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的作者 秦言也指出：“在涉及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 、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在整个中产阶层群体中，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产阶层的这一特性更加明 显，进入21世纪后，部分人的观念也没有完全改变。
2缺乏对于下层的深切关注
《2003年中产阶层生存状态调查》报告中说：中产阶层热心公益，爱好和平。在社会关怀方面，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公益活动，而大部分的对象都曾参与过中国人流行的捐钱、捐物活动，并且有高达96％的人曾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帮助过别人，这几乎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数字。在对美伊战争的看法上，近八成的人不希望看到战争。
尽管如此，由于长期处于较优裕的经济状况，大多数中产者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 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缺乏切身的体会与关注。
例如，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许多中产阶层纷纷捐钱捐物，但是，其捐赠对 象多是医院和受到国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