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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要高于工业，40％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希望学父亲的样做个商人。Ibid，pp31～34；187
新中产阶级成长的坚实基础即在于大众教育的普及。也许因为到18世纪时法国的教育仍掌握在教会手中的缘故，教会在法国19世纪教育的普及上作用尤为显著。1790年代的革命者曾提出新的教育主题与理想，特别是科学的原则，以反对教会的教育垄断。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才与教皇达成协议：由国家与教会分享对19世纪的教育的统辖权。不过识字教育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教区学校的身上。1820年，44000个教区中已有24000个教区开办了小学，并免费向贫困家庭开放；尽管如此，直至1828年，法国550万8～15岁的学龄儿童中仍有400万从未进过学校。1833年，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教育部长奎卓特签署一项法令，责成每个社区必须开办对穷人进行免费教育的学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1846年，33000名孩子入学，但大部分又在10～11岁时离开学校。教会重新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1850年代，75％的大学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会新办的学校超过了公立学校，教会女校也有了快速的发展。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教会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不同的课程，上至合法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下至中下层中产阶级及贫困家庭，都能在各类教会学校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在教育市场的争夺上，教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胜利。Ibid；pp179～181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二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2）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虽然在1860年代为女生开设的中等教育课程还比较有限，但教会学校并没有将女生入学的资格限定在新教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身上。1850～1863年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生比例从7％上升到22％，女生更是从9％上升到54％。第一所女子中学出现于188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教师资格，也可以继续更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并非出于学习知识的考虑而送她们去学校，他们将女儿送去教会学校学习，是为了让她们掌握一些得到社会公认的仪容举止，以便她们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从而保证她们将来的家庭从内到外都能保持符合身份的体面与优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62年第一位女性得到学士学位到1882的20年间，只有49个女学士。Ibid；pp182～184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文化素养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增多，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
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提升子女地位的压力，同样也刺激了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职业上的进取心。19世纪，对许多家境并不十分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教育是最具操作性的地位提升的途径：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赢得奖学金而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20世纪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直接造就了新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大革命时期就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教育方针有所改变，不同社会阶级学习机会的分布结构向上移动，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如在1961～1962和1965～1966学年，工业家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别是528％和74％，而工人农民与小职员的子女则不足20％。在专业的选择上同样存在阶级差异：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地理学以及中学的现代科成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向；巴黎社会学专业接受的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达68％（文科各专业平均仅为55％），而现代文学或地理学等专业却接受了比例最高的下层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8％和65％（各专业平均为45％）。P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103～104页。随着一项被称作法兰西计划（French Planning）的教育框架开始实施，各类培训课程均可以学位资格来衡量，传统上一直作为进入更高层次教育与社会地位的敲门砖、标志着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隔的baccalauréat学位，不再具有精英筛选的功能。1985年，学位证书已不能表示拥有者具备了未来精英的资格，因为政府着手实施的高等教育“一体化”（massification）政策，使技能与职业培训也有了相应的学位证书，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之门已向所有的年轻人敞开，baccalauréat曾经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屏障的功用至此消失。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功能至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时，只有206％的中学毕业生获得了baccalauréat学位，1999年就有611％的人拿到了学士文凭。Cam；Pierre，“The French Baccalauréat Since 1985： Level of Qualification or Type of Diploma？”； Assessment in Education；Vol8；No3；（2001），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大众教育在消除社会地位的差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负面效果则是学士学位证书普遍的声望贬值。
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就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而言，法国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在今天依然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30～34岁的一代人中，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有21％的机会能够上一所好学校，而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只有11％的机会能考上好学校。前者入学后得不到毕业文凭的风险是233％，而后者得不到文凭的风险则高达827％。此外，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比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当上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机会多一倍。在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的学校中上学的学生们，他们的出身越来越趋于一致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这些高等学府中，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已从原来的269％下降到目前的162％。丁骥千，同前引文，第42页。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为法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提高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等方面，教育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在教育机会的均等方面，法国各阶级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精英教育本可以在培养个人情趣方面弥补家庭出身的不足，但因教育机会的差异而受到限制，以致你可以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判断出他所属的阶级群体。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三现代法国，无阶级的社会
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中下层群体增长的速度尤为惊人；而老中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衰落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白领劳动者出现在各个行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法国中产阶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一度导致“阶级消亡论”在法国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法国新中产阶级定型。在原有的法律、医药、工程师及教师等老中产专业人士之外，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从事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工作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增长。1945～1975这30年，是法国人称为“光荣的30年”时期，这时的“新的工薪劳动者中间阶级”继承了其先辈的某些特质，都有辛苦得来的专业资格，也同样离“精英分子”还差得远。所不同的是此一时期工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35％的工资年增长率，使工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从原来的4倍下降到27倍。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时候。法国各阶级间的差异日渐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上风。这一观点认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已经说明了阶级在法国不复存在。因为政治上，政权已由各阶层人民共同分享；经济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就业不再受明显具有阶级性质的制度的束缚，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产权；消费上，由于社会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过去的那些纯消费阶层已宣告消失。所以，“今天的法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消费和教育方面的社会鸿沟正在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地位转变的活动余地正在扩大，分成等级集团的阶级结构正在削弱，阶级冲突正在减少，阶级觉悟正在不断削弱。”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法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社会上原有的各阶级失去明显差别。”1975来以来法国劳动人口中，白领职员和工人在60％左右，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90年工人队伍将会消失。同上引文，第17～18页。“阶级消亡论”的流行也许同法国社会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有关。法国人关于阶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必须具备三种身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