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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起源上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新近现象。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港台社会中有不同的译名。在广泛使用英语的香港，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定义了特定的人口。在台湾，汉语是官方语言，中产阶级这一术语就包含了一些当地的特征。中产阶级可以是“中等财产的阶级”、“中等财产的阶层”、“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尽管这些地方术语应用时可能显示出少许不同，但中产阶级已经被共同认可，来定义那些拥有特定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已被社会视为一个新的参考群体。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生阶级，港台中产阶级内部有着相当高的异质性、多样性，以及在自我认同上的模糊性。事实上，它由各种次阶级和不同的部分组成。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内在的分化。港台中产阶级一般可分为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管理人才，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营业主，这两种中产阶级并存的现象是港台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特有的状况。随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新、老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阶级结构中相对力量的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人数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新中产阶级人数超过老中产阶级。建立在自我识别基础上的客观判断与主观评价之间的不对称也比较突出。受传统追求地位的影响，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明显多于实际的存在。在对中产阶级内部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我们需要关注部门的转换，即公共领域的中产阶级与私人领域的中产阶级之转换。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使公营企业的股权大部分落入本地资本家的手中，一些本土的中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私营的大财团。此外，中产阶级各组成部分在市场、工作和地位处境方面存在本质的不同。台湾中产阶级中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政治观点差异起着区分这一阶级内部特征的作用。同样属于老中产阶级，台湾社会包含了小农场主，而香港社会老中产阶级则主要由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小自营业主所构成。
西方文献中有关中产阶级特征的讨论，大多建立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基本假设上。中产阶级是一个介于这种两极化的生产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结构的剥削关系中具有矛盾位置的社会群体。由于中产阶级带有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被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分割，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具有冲突性，兼具两个基本阶级的特色。这种特质使得中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难以凝聚，也难以充分体现，因而有模糊的情形。两极化的阶级结构模型虽然表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如果依此来分析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结构和特征，难免导致阶级化约论。而且，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外在力量对他们的形塑力量远大于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形塑客观条件的改造力。
香港社会中产阶级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作为一个殖民社会、移民城市的历史产物，香港的中产阶级深受西方社会影响。在其成长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作为开放社会所需的价值和文化规范，包括公平竞争、流动的机会与开放的社会制度。不同背景的人来到香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获取财富。中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没有遭遇资本家和其他自上而下的阻力，因为资本家也相当愿意接纳中产阶级的上升，中产阶级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中产阶级在其地位攀升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压力。事实上，在工人阶级看来，中产阶级的成就代表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凭借个人的努力，在香港可以有出头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其实都很希望自己或子女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而且，香港中产阶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是源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所以，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香港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学历、职业、地位和收入等的分化，不同的流动经历，导致在利益取向、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对1997年回归的态度还有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率都不同，也影响着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风格。对那些职业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阶级人士来说，他们的利益获取与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更密切。他们担心1997年回归后香港的繁荣是否能保持，中央政府是否会改变殖民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希望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尽管他们不反对民主，但他们对民主运动缺乏热情，倾向保守。政府和非盈利部门的中产阶级，更关注社会下层市民的需求。他们推崇福利社会，追求社会公正。他们倾向改革，支持社会民主运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中产阶级的特征一直都是模棱两可，较少被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而较多被它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所表征。中产阶级拥有特定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这由他们的三种基本信仰所决定。首先，信奉实力者政治，即个人主义、竞争和职业机会由才能所决定的思想。不论竞争多么激烈，香港中产阶级都能认可。他们认为，决定未来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自由竞争。其次，信奉享乐主义。对新中产阶级来说，享乐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第三，消费主义。尤其新中产阶级，信奉物质主义，在自我消费上自我放任。他们也消费书和绘画，但缺乏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和艺术激情，他们的激情仅仅在挣钱和花钱上。正如谚语所说，他们似乎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二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与分化（2）
台湾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社会发展模式，对形塑中产阶级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首先，台湾社会的特殊历史与区位背景对形塑中产阶级的性格有影响。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多种文化的交汇和人种荟萃。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移民拥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加上西方文明的影响，使台湾形成多元、开放的文化体系。其次，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政体在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影响，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也影响了台湾阶级结构的形成。台湾“二二八事变”后威权统治对本土中产阶级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时期，阶级意识被高度压抑。中产阶级被政权体制和经济精英联合打造成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基本风貌表现在逐渐重视身份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上。台湾中产阶级表现出经济上的高度消费取向，开始普遍以生活方式作为身份认同。台湾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其人口数量约占总人口的50％，而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又占其中的约28％。张胜康： 《当代台湾省青年社会现状分析》，《青年探索》，文章来源：wwwChina Sociology。新中产阶级完全不同于老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年轻的新中产阶级十分讲究消费，喜欢购买名牌和高价商品，购物、享受美食、打高尔夫球、出境旅游是他们的几大爱好。他们中多数人习惯用信用卡购物，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与台湾老一代人在工夫里省钱的节俭精神相比，他们宁愿花钱买工夫。对他们来说，享受第一，工作第二，其敬业精神与老中产阶级相比也大为逊色。此外，台湾社会阶级间的流动相对频繁而活跃，台湾尚未达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阶级关系并不是解释社会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在台湾，中产阶级认同还受到血缘、地缘和人际交往所形成的人情关系的影响，包括他们对问题的认知、判断和行动取向，主要的参考群不是所谓的同一阶级，而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网络，这就削弱了阶级性的影响。因此，台湾中产阶级是特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孕育出来的社会群体，政治经济结构对中产阶级的性格，具有积极性的塑造和消极性的抑制作用。
台湾社会中长期存在着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中产阶级内部也因为省籍的不同而分裂成两个部分。20世纪 70～80年代前，外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普遍较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省人地位明显上升，现在已占据各方面的要位。此外，本省中产阶级较倾向于在体制外寻求民主化的渠道，而外省中产阶级则期待体制内的改革。作为既有体制的拥护者和改革的支持者，中产阶级具有矛盾的性格。中产阶级表现得有时非常自私，有时候又非常利他。对政治社会事物，有时出奇冷淡，有时非常热衷，表现出对政治的高度现实感。在台湾有不少人依靠既有体制取得地位和声望，成为中产阶级。这样的成长机制形成了中产阶级在阶级性上的暧昧。因此，表面上，他们即使具有形成“自在阶级”的属性，却难以充分凝聚阶级意识，成为自为阶级。台湾的中产阶级仍属新生代，对成就和地位普遍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多，另一方面又担心有所失，所以中产阶级有双重的焦虑。随着这一群体的形成和扩大，他们要尽力维护其既得利益，要建立起一套有助于维持或再生其既得利益的一些制度化安排，把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建构作为自我阶级认同和强化的象征。面对社会下层阶级的反体制的抗争，中产阶级面临着自我命运如何转折的困境，激发了他们采取各种应付和解决困境的努力。
总之，关于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