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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在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种需求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中国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诧的差异。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明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说，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对于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污染的水源，使得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前几年我们去了一次山西。那是一个由于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时代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的不同。同样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要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理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并采取措施逐步给以解决。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断裂的社会“入世”与中国社会的断裂（1）
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内地经济生活的影响，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但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人们关注的还不多。应该承认，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入世会使得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分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在其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看一下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我们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察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技术革命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使用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产业和行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在西部硅谷的专家设计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软件的时候，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也仍然在耕种着土地。但你同时会发现，这些农民是在使用着非常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机器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并在互联网上了解世界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证了他们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得一份与其他产业的人们大体相当的收入。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主流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他们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当这个社会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也大体同步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点。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两年前，当网络在中国热起来的时候，虽然传媒上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字连篇累牍，股市上网络股也炒得不亦乐乎，但不用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难看到网络时代的踪影。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某个农民利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但那样个别的例子连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中国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带有明显断裂特征的社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还有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会进一步促成一个“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形成。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出现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现实的误解。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岗位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