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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
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
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
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
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
是永恒的吗？
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究竟有
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
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
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
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你也许会问，那末为什么要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面浪费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分来回答，也可以以一个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人
的身分来回答。
历史学家所作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在本书内提出来。自从人类能够
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
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这一点在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
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
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
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种贯穿着许多世纪的交互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也还有一种比较个人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
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
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
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
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
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无
论是想把哲学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
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
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与神学相区别的哲学，开始于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在它经过了古代的历程之后，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的灭亡，它就又浸没于神学之中。哲学的第二个伟大的时期自
十一世纪起至十四世纪为止，除了象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5—1250）那样极少数的
伟大的叛逆者而外，是完全受天主教会支配着的。这一时期以种种混乱而告结束，宗教
改革就是这些混乱的最后结果。第三个时期，自十七世纪至今天，比起前两个时期的任
何一个来，更受着科学的支配；传统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却感到有给自己作辩
护的必要了；而每当科学似乎是使改造成为必要的时候，宗教信仰总是会被改造的。这
一时期很少有哲学家在天主教立场上是正统派，而且在他们的思想里世俗的国家也要比
教会重要得多。
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象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
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在希腊，社会团结是靠着对城邦的忠诚而得到保证的；即使是
亚里士多德（虽则在他那时候亚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为过时的陈迹），也看不出任何
其他体制能有更多的优点。个人自由因个人对城邦的责任而被缩减的程度，是大有不同
的。在斯巴达，个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现在的德国或俄国一样地少；在雅典，则除了
有时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希腊
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
它的伦理体系是适应于·公·民·们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内。当希腊
人最初臣服于马其顿人，而后又臣服于罗马人的时候，与他们独立的岁月相适应的那些
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这就一方面，由于与传统断绝而丧失了蓬勃的生气，而另一方面
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更缺少社会性的伦理。斯多葛派认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种
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因为
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它的信徒们
都是对政府毫无影响的。从亚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团结既不是靠哲
学，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诚，而是靠强力，最初是靠军队的强力，尔后则是靠行政机构的
强力，才获得保障的。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首先创立了，随后又维
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
什么罗马哲学。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
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富于宗教色彩的观念，获得了相对的重
要性；
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义色彩的观念则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就被人们抛
弃了。后来的异教徒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整理了希腊的传统，使它终于能够被吸收到基督
教的教义里来。
基督教把一个早已为斯多葛派学说所包含了的、然而对古代的一般精神却是陌生的
重要见解给普及化了。我指的就是认为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为必
要的那种见解。象苏格拉底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的这种见
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后一直维持了下来，因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们都是阿利乌
斯教派倾向于阿利乌斯主义。当皇帝变成了正统的教徒以后，这种见解就中断了。在拜
占廷帝国它却仍然潜存着，正如后来它在俄罗斯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基督教本是从
君士坦丁堡传来的①。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们几乎是立即（除了高卢的某几部分
而外）就被异教徒的蛮人征服者所取而代之，于是宗教忠贞应优越于政治忠贞的思想就
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迄今依然保存着。
野蛮人的入侵中断了西欧文明达六个世纪之久。但它在爱尔兰却不绝如缕，直到九
世纪时丹麦人才摧毁了它；在它灭亡之前它还在那里产生过一位出色的人物，即司各脱
·厄里根纳。在东罗马帝国，希腊文明以一种枯朽的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好象在一所博
物馆里面一样，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止。然而除了一种艺术上的传统以及
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而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在黑暗时代，自五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中叶，西罗马世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
化。基督教所带来的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冲突，采取了教会与国王
之间的冲突的形式。教皇的教权伸展到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德
国、斯堪的那维亚与波兰。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以外，教皇对于主教们和修
道院长们的控制力量本是很薄弱的；但自从格雷高里第七的时代（十一世纪末）以来，
教皇对他们就有了实际而有效的控制力量。从那时候起，教士在整个西欧就形成一个受
罗马指挥的单一组织，巧妙地而又无情地追逐着权势；一直到公元1300年以后，他们在
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之中通常总是胜利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教士与俗
人的冲突。同时也是一场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的冲突的重演。教会的统一就是罗
马帝国统一的反响；它的祷文是拉丁文，它的首脑人物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南部
法国人。他们的教育（当教育恢复起来之后）也是古典的；他们的法律观念和政府观念
在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看来要比近代的君主们看来恐怕更容易理解。教会同时既代表
着对过去的继续，又代表着当时最文明的东西。
反之，世俗权力则掌握在条顿血统的王侯们的手中，他们企图尽力保持他们从日耳
曼森林里所带出来的种种制度。
绝对的权力与这些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些生气勃勃的征服者们说来显得是既
沉闷而又毫无生气的那些法律制度，情形也是如此。国王必须和封建贵族分享自己的权
力，但是大家都希望不时地可以采取战争、谋杀、掠夺或者奸淫的形式以发泄激情。君
主们也可以忏悔，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