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稚跣〉那樾沃拢票夭罅康谋咴抵斗肿印！�
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有的人继续深造，乃成为知识分子；有的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便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青年，其最后是否会成为知识分子尚属未定，但又已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本文在技术处理上将其未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均纳入边缘知识分子的范畴；对那些继续深造者，则将其已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萌芽。那年一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有些象征意义。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异化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氏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继起者收拾之〃；下等社会则因不知祖国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负起救国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认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已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李书城不仅强调〃重哉学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学生应先注目于〃内界之竞争〃：
一是〃权利之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争〃，要争在国是上的影响力。
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
留美学生许肇南就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
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
当然，这里的学生，主要还是指学问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为〃大夫〃的〃士〃要与〃大夫〃决裂之意，隐约可见道统与治统分离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发点，虽然仍是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却并不认同于传统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诩为道统的载体。留学生当然不全是边缘知识分子，许多已进入真正的〃中等社会〃；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与〃吾曹少年〃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要誓为宗国去之。这些言论处处呈现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但独立与疏离的倾向是明显的。
2007…2…27 19：31 回复
drewjet
2位粉丝
12楼
新学堂中人的独立身份认同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久即成为时代的共识。杨荫杭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
随着〃学界中人〃数量的增加，渐渐分化出老师和学生两个独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一语，或者即是两者分开的一个表征。盖〃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兴起，显然有与〃学生〃区分的隐义。很可能正因为〃学生〃这一身份名称原先更多是代表尚处产生过程中的〃智识阶级〃（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以区分于〃旧〃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出现。
而〃智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是否包括数量渐增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放得甚宽，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分子社群。美国学者朱丹（Donald
Jordan）则将二十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精英〃（elite）之中。
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恐怕都有些勉强。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社群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一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对这样一种社群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倒不如明确其为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湿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的心态。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
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是他近来〃大病〃。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工夫的〃古业〃，不免〃又爽然若失〃。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盖先有〃求速之心〃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盛时不再，尘海难濡。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的新学，仍难速达。故即使没有戊戌的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2007…2…27 19：31 回复
drewjet
2位粉丝
13楼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十九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新学的〃堂奥苦深〃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