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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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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虽然陈独秀崇敬这种精神,也相信这位领袖群伦的长者的办学能力,但还是下不了应聘的决心。这件事毕竟太突然了,他想起了一个人,挺郑重地说:

  “蔡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人,胡适之博士。此人比我强,又马上要从美国回国了,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胡适之他自然喜欢。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高足,正热衷于做白话诗,与他的留美好友梅觐庄和任叔水笔战。他已在《新青年》上拜读了那篇《寄陈独秀》的著名长信,对他的“文学革命”口号赞叹不已。最近,又从另一篇文章里听到了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呐喊:一个国家与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这位文风犀利的青年学者如能加盟北大,将会给这座死水一潭的学院很大震动。但对于陈独秀,他更不愿轻易放过。他已隐隐觉得主长北大后,将会与旧势力进行一场艰苦较量。他需要一批胡适这样的急先锋,更需要陈独秀那样叱咤风云的主将。

  他因马上要去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一次演讲,只能先起身告辞。他已下定了三顾茅庐的决心,临别前,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陈独秀一眼。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2

  沿着景山往东不远,隐约可见一片颇为宽绰的殿屋式建筑群,这就是当年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四女儿,生于乾隆十年冬月,乾隆二十五年,以十六岁的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皇恩浩荡,赐第在马神庙路北。马神庙原是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改为皇家府第后,因这位公主红颜薄命,仅二十三岁就香消玉殒,庭院也由此渐趋荒芜。“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急待开学,清廷下诏,拨此地的空闲府第做了校址。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先不说环境,离帝城仅一步之遥。倘若在夏日,往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会顺着紫禁城根,一直开人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之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还是景山前的朝房和宫殿?在烟雨迷濛中远眺金碧辉煌的皇城景色,也确实令人神思恍惚,浮想联翩。

  也不说建筑,府院留痕里似乎处处弥漫出一股“乾隆气”。这座昔日的皇家庭院,当初还是很有些气派的。坐北朝南的清式门庭前,守着两只威猛的石狮子。府第四周全用巨型古砖垒成高达四米的围墙,东西四十丈,南北六十丈。头门前上方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历年夏天学生投考,录取的红榜总是张贴在门外的。进门有一荷池,立一石柱刻有篆文的日晷,也可见一合人环抱的古槐在风中摇曳出苍凉。后面是五间公主府正殿,上面藻井依然,明柱朱漆斑剥,一派皇家旧气,开办时先做了大讲堂。大讲堂后,东、北、西三面都有房,西侧耳房,成了后来许多名教授讲课前的休息处。北房高大考究,辛亥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宴会厅。最令古建筑学家叹息的,还是后排两层砖木旧房子,俗称公主楼,开办时凑合著做了藏书楼。遇见这样的楼,好像有幸撞见了《红楼梦》里贾蓉借玻璃炕屏时,凤姐叫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在老北京也是仅剩几处 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虽枝干犹存,已由清爽变为杂乱,成了学校的办公处。

  这座全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程的新旧两股势力,围绕着如何办学的较量,却始终没有松过劲。

  先是那位羸弱而好幻想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想为推行他的新政办一所新型大学,还请来了名噪一时的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这是个与历朝太学和书院完全不同的章程,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提出了一整套中西并用的办学方针。光绪还任命了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的孙家鼎为首任管学大臣。当时真可谓人才济济,中学总教习为嘉兴人氏许景澄,这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外交官,出使过法、德、意、奥、荷、俄等国,颇长于经世之学。西学总教习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随他掌教的还有一批欧美来华的传教者,著名的有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当时的朝廷还规定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的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了政变。马上下令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自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太学后,从魏晋到明清,一直以国子监相沿袭,她要让大学堂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被传为轶闻的是进士馆里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听差伺候,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的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了,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虽授有官职,因为是师范毕业,还要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才能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又要轮班子,找门路,真是遥遥无期。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一位早逝的同学写下这样的挽联:“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为死者也为自己的功名未就喟叹不息。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向总统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根据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废去了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了经学科。但袁世凯为了加快复辟帝制,一面干方百计摧残北大,曾先后两次以经费不足提出停办北大;一面又拼命拉拢师生,在去年的下半年,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了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最轰动者为文科教授马叙伦的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面对这动荡不宁的政局,这座古老的校园终于渐呈衰相。北大好像有些老了,不仅房子老、工友老,连历任校长坐的汽车也老得快走不动 白天,教师中不少人是靠印旧讲义混日子的。学生中有钱的就整夜地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都说要看北大人的散漫,只要去学生宿舍。不说别的,一走进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光看那布局就令人咋舌。有的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一隔为二,各走各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还要绝,像演话剧似的,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同一宿舍的人在走廊上相遇,也互不招呼。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傍晚时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冬夜降临了,范文澜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微颤着掸去蓝布长衫上的雪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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