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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此生已绝意政治，并无限惆怅地回忆起从政半年的苦恼。
梁启超自去年七月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后，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发表了对德、奥宣战的布告。宣称自去年8月14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处于交战地位。所有以前两国订立之条约，一律按国际公法及惯例作废。这份宣战公告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尽管他今天非常苦恼地说，自己当时的宣战初衷已被段祺瑞和社会舆论扭曲得面目全非。但现在看来，他的一片苦心并非毫无回报。由于中国的正式宣战，终于成了协约国的成员。为了支持中国参战，协约国明确决定，将中国按条约规定应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支付（俄国允许付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五年内可以减少一千三百万银元的支出。
对于上任伊始，急于改革财政的梁启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他自认为是一位理财高手，曾写过洋洋数十篇的专著。如《财政原论》、《中国古代币材考》、《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等。按他的思路是有了这笔款项后，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入手，渐及税制，就可以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结果却事与愿违，段祺瑞借参战名义，大肆扩充军备，最后连准备用来发行公债以支持币制改革的这一千三百万元也被挪用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梁启超很快发现，他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权力也没有。如去年9月至今年6月，财政总收入约七千余万元，而支出却高达九千三百万元。他使尽浑身解数，把海关余款及借款都挪移过来，才勉强编制了一份收支大体平衡的预算。不料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百八十五万元的军费清单。梁启超岂敢不给报销？之后，各种报账单如雪片般飞来。如全部报销，那赤字将高达六千万元。他苦于无奈，只好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想让全体阁员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强令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付提出的六百万元分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供陆军部随时支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空怀救国大志，还能做什么 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辞职。他就是在去年继段祺瑞引咎辞职后，趁机交出仅仅把玩了四个月的总长大印的。
也许是蔡元培早年曾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杜伯斯古对这位温和的中国自由派思想领袖有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环顾中国文化界，惟有北大还是一座充满独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镇。她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学子。又似黑暗中闪亮的星斗，给夜行者以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这位《巴黎时报》的主笔，对正在掀起的文学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导致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经他再三请求，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和胡适。几个人在景山东街的校长室，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
杜伯斯古一开口，就让人领教了法兰西民族的思想锋芒。他神色冷峻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说：
“目前的中国只能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毕。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前景又如何 是想按‘三民主义’建国，还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或者说是模仿英、美、法等欧洲的政治体制？尊敬的蔡先生，对于您和欣欣向荣的北大，我已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我想请陈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为按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您请来的两位战将。他们的观点，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张。”
蔡元培微笑着眯细眼，倚靠在椅子里。
陈独秀见对方如此坦率，顿时来了情绪，他悠悠点燃一支烟，抢先接住了话题：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讲到这里，有点累了，用带点轻蔑的目光瞥了胡适一眼。觉得这位凭讲授中国哲学史正在走红的温和派学者，是说不出这番宏论的。
胡适却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镜，讲出了一套令法国名记者吃惊的见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虽然我和陈先生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但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大旗下，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我首先是为文学正名，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的正统文人眼里，长期以来只有诗和古文、辞赋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说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却认为都是俗字俗语，为上流社会不齿。另外，提倡文学革命当然不排除要从破坏方面下手。但我又以为，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一驳，在中国，关键还是缺少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作品。所以，我又呼吁在建设方面用力气。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 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 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