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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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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好久没买古玩的鲁迅去了趟德古斋,捧回一部《三体石经残石》。晚饭后,正在美滋滋把玩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他有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八道湾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着信漫步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正在生病,医生嘱他卧床静养。羽田信子见大先生来了,忙去沏来一杯热茶,亲手递到面前,灯光下,她雪白的脸银子般闪耀了一下,刺得鲁迅微皱了一下眉。

  周作人把胡适的信仔细看了一遍,说:“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

  鲁迅却觉得都无所谓,不必像胡适那样计较。当周作人希望他明确表态时,他坦然地说:

  “拿到北京办当然好,至于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我想大可不必。因为仲甫不愿示人以弱,其实《新青年》所登的作品,无论你如何宣言,官场总是一样头痛,一样不会容忍的。”

  鲁迅说完,起身给二弟倒了一杯开水。

  “也是。你给适之回信,把我的意思说一下。”

  平时都是周作人写信,这次鲁迅推不掉 第二天,胡适读完鲁迅的信,觉得他关于不必声明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就立马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补上

  “这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

  胡适感叹地吸了一口美国烟。几年来,鲁迅一直是《新青年》营垒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刚写《贞操问题》,他就来了篇《我之节烈观》相呼应。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又跟着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文笔老辣得令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胡适的信又激怒了陈独秀。回信是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对北京的三条意见十分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此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又收到他从广州的来信,陈独秀警告这位小老弟说:“南方颇传你和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

  此时的胡适,真像捅了马蜂窝,弄得焦头烂额。上海的陈望道对他有意见,前不久寄来一张明信片,气冲冲地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而广州的陈独秀对他更有意见,现在又冒出个研究系的流言蜚语来。去年七月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兵败辞职,梁启超失势,曾声称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也许仲甫是从这一点看出了两人的一致性。还有胡适常在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这两家报馆恰恰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但是,这些能说明问题

  仲甫是老朋友,尽管莽撞,不能不作些解释。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责怪道:“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竞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

  窗外雪花飞舞,院子里几枝盛开的腊梅正被积雪压弯了枝条。胡适触景生情,觉得语气过重了,又缓笔写道:

  “我不忍心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望道那一头,胡适也学他样子回了一张明信片。信上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我们的刊物当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

  陈望道一肚子不高兴,又一时出不了这口气,便给周作人写信。他赌气地说:“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本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

  春节眼看就要过去,喧闹的爆竹声已渐渐稀落,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噼啪”声。鲁迅正迈着外八字步,踏着爆竹纸屑,陪现在难得上门的钱玄同去看望周作人。周作人终于生了肋膜炎,午后发烧。晚上昏睡。《新青年》的争论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前几天胡适又给诸位写了封长信,要大家表态。钱玄同也给周氏兄弟写信,明确地支持胡适。说陈独秀讲胡适追随研究系纯属神经过敏。他在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造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现在所有的主义对中国人都行不通,只好先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做人之道,等有些人气以后再起来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些偏颇和颓唐,但鲁迅认为他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是不错的。此刻,他瞥了眼钱玄同那黑色的大皮包,冷冷地说:

  “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 我独不解仲甫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 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又有什么不好 ”

  钱玄同赞成地点了下头,记得那天鲁迅在胡适信尾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

  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

  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钱玄同对陈独秀的过于霸道也耿耿于怀,不满地说:“仲甫口口声声提倡科学和民主,其实他连在家里都不民主。听说两个儿子来京看他时还要先递名帖,上写‘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

  周氏兄弟笑了、鲁迅调侃地说:“所以你在信中措词格外激烈,还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不如分裂的好。最后还同意了我的意见,只是语气更为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钱玄同也开心地笑 那天鲁迅见大家过于看重《新青年》这个名目,觉得有点无聊 于是,在刚写完的意见下面,又加了一句话: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送走钱玄同后,鲁迅独自回到书房,心里隐隐感到一点寂寞和悲哀。鲁迅望着窗外黑幽幽的夜,在叹息中点燃了烟。眼前幻现出一组眩目的意象。会馆之夜。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包。《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狂人的吃语。孔乙己的麻木。墓地。乌鸦。人血馒头。传过来又传过去的各种信函。一场威凛凛充满呐喊的大潮涌,终于凌乱地清退 留给他的,仍然是一个无可奈何孤寂的长夜。他的心又开始滴血了,忍不住暗自叹息了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的来稿是越来越少,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奢望。在微妙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先后向周氏兄弟求援。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小说,是《新青年》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他很快将小说《故乡》寄给了陈望道,陈望道感动地给他回信:

  “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正在这时,冒出一场飞来横祸。《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搬到了广州,一场无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陈独秀又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来短函催稿,说: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

  胡适心里憋着气,也决定在京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山本医院的周作人写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李毕竟不同,他始终是一名自由的圣战者。况且,近来周作人、钱玄同和自己也谈得来,也可以帮着影响鲁迅。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师爷式的‘世故’了吧?”

  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果然又来了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3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护法运动失败后隐居上海的孙中山,终于发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并于20年秋天乘“中国号”邮船重返广州,组建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广东的局面,为了尽快成立一个正式政府与北京的军阀政府抗衡,孙中山电邀外地议员参加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并选举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他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八个部改为五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而那位刚和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了点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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