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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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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可惜已不可能 当想到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夙愿,只能化成以下的文字时,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他语言艰涩地关照宋庆龄,一定要代他去一次苏联,让他充满期盼的遗愿,传遍俄罗斯的大地——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他艰难地签完三份遗嘱后,大家触景生情,忍不住悲恸万分,失声痛哭。

  他是在3月12日上午九时半辞世的,弥留之际的先生,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生命的最后呼唤,仍是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的遗愿,“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

  北京的国会也决定举行隆重国葬,下半旗致哀,于3月19日移灵中央公园拜殿公祭。这一天陆军部呜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各界送葬群众达十二万人,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技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而那位段祺瑞一开始就对葬礼设置起障碍。当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李烈钧等议定将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时,他先派了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毗裂,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写信给李烈钧表示同意。国葬这天,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每天都达十万余人。而段祺瑞又玩弄起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说谣传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场向吊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呼吁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于是发怒的学生挡住了段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的路,认为他没有资格走中路,硬要他从侧边进入灵堂拜祭才算罢休。

                  4

  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 究竟回不回去 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 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忧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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