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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点，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
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根深蒂
固地具有彻底的人类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核武器的时
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
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
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说法。不管这两种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
我无法摆脱武器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管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道德，难
道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弹受害者手册，在濑户
内海从轮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
子辐射伤害的。可是，由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深处了。他处
于应称之为原子病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广岛度过孤独的晚年的人们，把患原子
病神经官能症视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期间，《中国新闻》上刊发了特辑《广岛的证词》，报道一
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杀更为不幸的深渊。当新闻记者去访问这位老人时，他已是８７岁高龄
了。３年前，他的孙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发疯，直到如今。年轻人父母双亡，是老
人独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轻人上了东京的大学，由于经济困窘而中途退学，回到了广岛。不
久，就在原子病医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东京给孙子汇款了。年轻人不得不找个
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广岛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就只能躺着。随后
年轻人感到视力衰退，医生发现他不仅眼睛，而且肾脏也受到损害，白血球也在减少。不
久，年轻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个月以后，据报载，他开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腾
着，接着又突然安静下来。他说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随后就“啊——啊——”地抽
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死，是多么残酷啊！
在年轻人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坛前沉默不语，就这样度日。后来
又突然对死去的孙子唠叨开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说，你连十元钱都没有。那时
你想，你该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这样回忆着年轻人的景况。他说的话总是与金钱有
关，都是因穷困而十分悲惨的回忆。“你说你要卖自行车，爷爷也不生气，说卖就卖了，隆
儿，谅是为了那个钱，该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轻人，对老人来说，到他自己辞世为止
（而且对发疯的老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因穷困而引起的悲惨的回忆一直让老人
感到忧伤。大概这位老人的内心里，那种持续不断的悔恨，根本无法排除，终于真的走向可
怜的绝路的吧。在他很单纯的意识当中，他总觉得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旷野
里伫立着，把无法卖掉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依然连十元钱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内
向。而他自己则是一位禁止年轻人卖自行车，老是在那里蛮不讲理地大发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头了？爷爷来了呀！这不是幻觉
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呢！东条要早点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
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给爷爷打来电话，就说现在连十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从房檐
上滑倒了……。”新闻记者已经跟不上老人讲话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轻人的
对话的情境中去：“当你说要卖自行车时……”
看见了外人——新闻记者，发疯的老人的意识又转向现实世界。尽管时间极短，而老人
的言谈方式，他在众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说家的风格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在战争期
间，曾经是粮秣厂的工长。老人一生始终没有向别人讲述自己志向的机会。他觉得在与自己
刚刚死去的孙儿的“交流”后，该对别人讲讲了，就这样，坚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桩心
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讲的技巧，并在意识当中牢牢地固定下来。“事到如今原子弹轰炸，又
有什么办法呀！东条要早些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呀！”
“风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即
使是几秒钟就讲完的演说，没有演说的技巧也无法表现那种恳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说的确打
动了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崇尚空谈的时代里，比那再长，再豪壮的演说，也有如耳畔清
风，而我对这仅仅几句的演讲却永远难以忘怀。
这年夏天，我在广岛向几个人打听这位老人后来的消息。有的说老人已经死了，有的说
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讲着死去的年轻人和穷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广岛，关于人的生死问题
的议论，简直是不胫而走。同样，在《广岛的证词》里我读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韩国的
老妇人由于原子弹轰炸失去了５个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两只胳臂又都严重烧伤。她住
在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挂着日本圣洁教团广岛韩国人基督会的牌子。街上的孩子们都叫她
“朝鲜老疯婆子”。她曾经绝望过，她诅咒扔原子弹的美国，憎恨挑起战争的日本。“那时
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会自杀或发疯的。”她很贫穷，但有信仰，主持着一个
小小的教会，过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国，也不恨日本了。虽说因战争成了残
废，但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护，想对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
本人还是韩国人，作为失去了５个孩子的母亲，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控诉！”
我去找这位异常宽厚的韩国老妇人。作为教会会址的临时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
附近。我在天满川河边转来转去，发现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转动，仅剩的一间
木板房，成了废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热的人们都一丝不挂地睡着午觉。我胡乱地踩着茂密
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们，谁也不晓得这位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老妇人的音讯了。
我缅怀着这位有着基督教灵魂的韩国老妇人，顺便也想记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
弹轰炸后的广岛留下的行动轨迹。这位少年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直到今天，被
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当然更无人知晓。这个插曲引自桥本国惠君的手记。原子弹爆炸时，
他距离爆炸中心一点七公里，当时他３０岁。
“第三天傍晚，太阳还很高，火辣辣地晒着大地，那灼热的程度简直令人怨恨。有一个
十四五岁的少年突然跑了过来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护所，你去吗？’从说话
口音生硬、不利落这点，马上就知道是朝鲜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见，以无罪民族的一
颗真诚的心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少年几乎是背着我，把我带到救护所的。他名
字、住址都没有告诉我，不知不觉地就像一阵风似地混到人群里去了。”
从《广岛的证词》中，人们看到的既不是从轮渡上投海自杀的那类老人，也不是与死去
的年轻人持续着孤独的对话，以至发疯的那类老人，而可以说它讲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
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并非由于绝望”、“也不是因为上了年纪，身体不适”，而是因为
如果牺牲了，其影响将波及到禁止核试验的方向上去，才尝试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碑前剖腹
的。可是腹部的皮肤并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丢人现眼”，于是
就去刎颈。然而，两次受到核辐射而得了原子病的这位老人在体力上真的能够保证他实现一
死么？那是不可能的。抱着这种奇妙的想法，有着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广岛市民医院的床
上，一直叨念着“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老人之所以下决心自杀，就是因为日本禁止原子
弹氢弹协议会没有勇气直接抗议赫鲁晓夫恢复核试验的声明的缘故。那是忧郁的１９６１年
９月的事。据说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独癖。在医院，对同室患者都不爱搭话。后来，他音
讯杳然。
难道他仍然抱着“活着丢人现眼”的屈辱感，并对核试验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吗？
对此，今年夏天，我在广岛所见到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事实是清楚的，老人在剖
腹之际，准备好的９封抗议书，美国、苏联大使馆以及所有的抗议对象均对之悍然不理。
原子弹爆炸以后，说起广岛的老人，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员，只有自己残存下来。
这不仅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说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广岛的休憩之家举办的所
谓原子弹爆炸后对孤老的救济，实际上是企图直接适应这个问题的一场运动。就是使他们的
身体得到康复，好从原子病医院出院。须知这些老年患者并没有去处，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
各种各样的癌症。那确实是由于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渊源。关于这些癌症的
征候我已经表述过了。“上了年纪的，只剩下一个人，年轻的都死了。”这感慨万端的证词
我也谈过。我在多次广岛之行中不是听到过对这种反常现象的悲叹吗？他们一面谈着这种反
常现象，一面在他们这些老年幸存者眼里，常常蒙上一种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