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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把外汇投机称作是“经济中的爱滋病”。他在鼓吹法郎及拥护欧洲货币联盟方面不遗余力。外汇交易商一度很看重巴黎——波恩同盟。一旦法国失业率达到12．9％，希拉克的政策面临来自新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挑战，人们的看法就变了。法国法郎的价值并末突变，但其对美元、英镑的比价多次下跌。当人们对一国经济及该国领导人信心下降，感觉不稳定性增加时，外汇交易商们就会撤走资金，直到危机过去，形势好转。
1994年，当墨西哥政府出尔反尔，出人意料地宣布比索贬值之时，暴发了对比索的信任危机。当时人们对新当选的墨总统也信心不足，人们还预计通货膨胀会升至20％以上，经济将萎缩2％。对外贸易逆差加大，农民骚动不安，政府负债累累。这时的墨西哥看起来还象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吗？显然人们是不愿上沉船的。
交易商及投资者难以宽恕糟糕的墨西哥经济，他们撤资了。墨西哥股市顿时下跌50％。股票及其他投资都被兑换成更保险的货币了。美国给予了墨西哥多达几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流向了在投资者看来更稳定的德国马克。社会对此是会作出反应的。难道那些为了吸引外资并保留外资的行为是不对的吗？你能指责那些为了保全资本而撤出墨西哥的公司与投资者吗？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造成问题出现的并不只是他们这个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1995年的日本。那时外汇交易商们均看好日元，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日本消费考将从廉价的进口食品、原油及纸张等商品上受益。日本企业通过降低国内成本，加大向马来西亚、泰国等货币低于日元的国家出口。日本企业似乎没有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也是在1995年，资金流出加拿大魁北克省，因为外汇交易商们对该省脱离加拿大的运动深感忧虑。1996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就1997年预算草案达成一致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要是国会与总统不共同努力避免政府瘫痪的话，外汇交易商就会拿美元开刀。每次达成预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美元汇率都会大幅下跌。要是再往后推，美元将继续下跌，因为外汇交易商及投资者将转移其资金，移到经济前景更好、政府更可靠的国家。说白了，转移到对投资更有利的地方。1997年，泰国遭到了投机泰铢风暴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建立的IMF，凑集了1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泰国渡过难关。在此之前，泰国中央银行已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试图阻止泰铢汇率下滑。这是至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后IMF最大的一笔紧急援助。这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IMF就曾敦促泰政府及央行缓慢调低汇率，泰铢汇率过高使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昂贵，特 别是比起低成本的中国货。泰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4个月内连换四任财长，银行系统不堪一击，房地产价格暴然下跌——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泰国当局之所以态度强硬，置本国经济遭到破坏于不顾，是因为泰国大公司必须加大盈利，才能偿还成本升高的外债。泰国政府及央行面对本国经济一步步滑向深渊，竞持置之不理、弃之于不顾的态度，不愿采取任何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对泰国经济有益，还能向国际金融界证明泰国经济掌握在谨慎的人的手中，有好转的可能。
当外汇投机升级时，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出现在那些贫富悬殊的国家。正如我们在80年代目睹的发生在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那样，我们又在泰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那里再次看到了危机重演；为应付危机而必须执行的紧缩的财政政策给那些贫穷无助的大众造成巨大痛苦。然而，正是这些国家急需外资，迫切需要外资流入其证券及股票市场。这些国家只有成为全球经济及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更合理地广泛分配财富。无法获得国际贷款，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代价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融入全球经济的门票是好的政府。若一国的经济政策挫伤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管理方式将会剥夺中下层人民的发展机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成功的关键。建立理性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奉行廉洁、透明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鼓励风险资本的投入。
泰国的情形是，来自外汇投机商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反应。我们不认为外汇交易商们动机纯善，或是他们能帮助泰国摆脱困境。事实是，在他们买卖外汇的同时，不论出于个人利益还是保护其客户、公司的投资，他们也是变化的催化剂。外汇交易商提供了流动性，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动。没有他们的参与与他们的利益，流动性就会枯竭。市场不能没有流动性，经济不能没有市场。
金融危机给泰国的打击是沉重痛苦的，毫无疑问，境况还会进一步恶化。自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IMF通过监控货币疲软国家，给予警告，并向投资者公布金融信息等一系列措施来防范潜在的外汇危机。泰国就被多次警告，甚至泰国央行还将其金融机构的财务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向全世界公布。万事俱备，空缺的是泰国当政者采取措施的主观愿望。在泰铢狂跌之后，金融危机从泰国波及到了印度尼西亚及周边国家。从1997年7月以来，马来西亚元已严重贬值，当局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将出台外汇管制，限制股票交易的政策。这条消息使市场的怀疑加深，政府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模棱两可，闪烁其辞。整个市场，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有大量投资的外国公司感到他们的投资受到了威胁。这时的马来西亚经济极不稳定。由于缺乏信心，马来西亚人也开始抛售本国货币。
由于该地区金融界透明度不够，流动性不足，要想重新树立起投资者对该地区的市场信心异常困难。由于当局依靠提高利率来应付外汇危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中国香港的股市都大幅下跌。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本国持续6年的经济稳定迅速增长深感自豪。他以反西方意识形态，主张限制新闻自由而著称。他在申讨外汇投机商时言辞激烈，毫不留情。马哈蒂尔在对世界银行的讲话中说：
外汇买卖是不必要的，非生产性的，不道德的。
应禁止外汇交易，使其非法。我们不需要外汇交易。
我们只有在向真实贸易融资时才会购买外币。
即使是被马哈蒂尔骂作“蠢材”的索罗斯，也认为马氏“有点歪理”。他说：
金融市场有内在的和固有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
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从宋就以其大起大落而
臭名昭著。在金融市场上从来就无均衡可言。让市场
自行其事的放任主义影响深远，我本人认为这是个十
分危险的观念。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能造成严重的社
会，经济混乱。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的观点是，外汇交易商能使为所欲为的政府变得规矩，穆里尔·赛伯特则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纯粹投机的外汇买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争论，归根结底是自由市场主义与政府应参与管理市场的观点的较量。雅苏科维奇涉市多年，深深信奉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赛伯特是纽约州银行及其下属国际分支机构的总监理。她 的观点更富管理者色彩，侧重于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是一切私营经济与政府公共经济间的辩论。双方都不乏支持者。
国际外汇市场容量巨大，央行有时自然而然地感到无能为力。在这点上，赛伯特是正确的。向市场倾倒资金来打击投机商，这样做往往会严重地削减外汇储备，而且也可能于事无补。面对剧烈的外汇市场动荡，外汇交易商常常为千夫所指，他们没有央行的种持尊贵。从另一方面来看，外汇交易商也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同银行及大公司的金融业务部门一样，能监督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自由市场主义信仰自然而然地延伸并影响他们如何审视评判外部世界。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些国家从中受益，而另一些则受损。
我们是因外汇投机商操纵市场，赚钱谋利而受害，还是由于他们作为金融中介，满足日益增加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需求，监督无能的世界首脑而受益呢？论其本质，我认为，指责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是治标不治本。
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决定者。外汇交易商，以及在该国营运的外国公司仅仅是对已有的经济形势做出反应，从而是买还是卖。政府对严峻现实犹豫不决，金融界就要严密观察并认真审视。过去央行通过人为控制市场来制定并贯彻货币政策。实际上其能力也就局限于此。
自由市场对于市场的管理能力实际上超过中央银行。成百 上千的外汇交易商买卖外汇，与此同时，央行作为孤家寡人也在买卖，试图控制汇率。想到这点时，上面的那种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央行的能力还被市场参与者渐渐吸干，这点同传统意义上的外汇交易所的作用正逐渐转移到最终消费者身上十分类似。一种新理念已在我们大脑里牢固树立起来了。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不是普选产生的，因而也就不会对选民负责。经济的实际走向，以及应如何为其导向，这些问题的思考及答案都取决于华盛顿总部。美联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国民利益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该机构与美国政界及央行参股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不争的事实却让人不得不三思。
事实上，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速度限制。从历史上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