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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蹑手蹑脚地来偷鹅的饭吃。我们不胜其烦，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 放在一起，免得它走远去，让鸡、狗偷饭吃。然而它所必须的盛馔泥和草，所在的地点远近 无定。为了找这盛馔，它仍是要走远去的。因此鹅的吃饭，非有一人侍候不可。真是架子十 足的！
鹅，不拘它如何高傲，我们始终要养它，直到房子卖脱为止。因为它对我们，物质上和 精神上都有供献，使主母和主人都欢喜它。物质上的供献，是生蛋。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 蛋，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蛋了。家里的小孩子更兴奋，站在它 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身，大踏步走进屋里去，大声叫开饭。这时候孩子们把蛋热热地 捡起，藏在背后拿进屋子来，说是怕鹅看见了要生气。鹅蛋真是大，有鸡蛋的四倍呢！主母 的蛋篓子内积得多了，就拿来制盐蛋，Y＊一个盐鹅蛋，一家人吃不了！工友上街买菜回来 说：“今天菜市上有卖鹅蛋的，要四百元一个，我们的鹅每天挣四百元，一个月挣一万二， 比我们做工的还好呢。哈哈，哈哈。”我们也陪他一个“哈哈，哈哈”。望望那鹅，它正吃 饱了饭，昂胸凸肚地，在院子里跨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了。但我觉得，比吃鹅蛋更 好的，还是它的精神的贡献。因为我们这屋实在太简陋，环境实在太荒凉，生活实在太岑寂 了。赖有这一只白鹅，点缀庭院，增加生气，慰我寂寥。
且说我这屋子，真是简陋极了：篱笆之内，地皮二十方丈，屋所占的只六方丈。这六方 丈上，建着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 一间，前室特别大些，约有一方丈半弱，算是食堂兼客堂；后室就只有半方丈强，比公共汽 车还小，作为家人的卧室。西边一间，平均划分为二，算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也平 均划分为二，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我的书房兼卧房。三年以来，我坐卧写作，都 在这一方丈内。归熙甫《项脊轩记》中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说：“雨泽下 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我只有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得自己满足。我的屋虽不上 漏，可是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九点钟以后，东墙上炙手可热，室内好比开放了热水 汀。这时候反教人希望警报，可到六七丈深的地下室去凉快一下呢。
竹篱之内的院子，薄薄的泥层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却不能 种树木。竹篱之外，坡岩起伏，尽是荒郊。因此这小屋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 远望来，正象一个亭子。我长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个亭长。这地点离街约有里许，小径迂 回，不易寻找，来客极稀。杜诗“幽棲地僻经过少”一句，这屋可以受之无愧。风雨之日， 泥泞载途，狗也懒得走过，环境荒凉更甚。这些日子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还觉得可怕。
自从这小屋落成之后，我就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闲居生活。我对外间绝少往来， 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 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 里，这幸福就伴着一种苦闷——岑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 豆、种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 色，那么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岑 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 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象一个武装的守卫，使 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几天，我把这鹅送给住在小龙坎的朋友人家。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 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 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 更能使人留恋。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就好比为一个永诀的朋友立传，写照。这鹅的旧主人姓 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
1946年夏于重庆
543静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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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
象吃药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厌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围棋子似的、洋钮扣似的肺病特效 药。早上的麻烦已经对付过去。儿女们都出门去办公或上课了，太太上街去了，劳动大姐在 不知什么地方，屋子里很静。我独自关进书房里，坐在书桌前面。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时 光。这是正好潜心工作的时光。
今天要译的一段原文，文章极好，译法甚难。但是昨天晚上预先看过，躺在床里预先计 划过句子的构造，所以今天的工作并不很难，只要推敲各句里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变为中 文。右手握着自来水笔，左手拿着香烟，书桌左角上并列着一杯茶和一只烟灰缸。眼睛看着 笔端，热中于工作，左手常常误把香烟灰落在茶杯里，幸而没有把烟灰缸当作茶杯拿起来 喝。茶里加了香烟灰，味道有些特别，然而并不讨厌。译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坐 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觉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仔细一 看，原来是一个受了伤的蚂蚁：它的脚已经不会走路，然而躯干无伤，有时翘起头来，有时 翻转肚子来，有时鼓动着受伤的脚，企图爬走，然而一步一蹶，终于倒下来，全身乱抖，仿 佛在绝望中挣扎。啊，这一定是我闯的祸！我热中于工作的时候，没有顾到右臂底下的蚂 蚁。我写完了一行字迅速把笔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时候，手臂象汽车一样突进，然而桌子上没 有红绿灯和横道线，因此就把这蚂蚁碾伤了。它没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对不起 它，又没有办法送它进医院去救治，奈何挝挝挝巍
然而反复一想，这不能完全怪我。谁教它走到我的工场里来，被机器碾伤呢？它应该怪 它自己，我恕不负责。不过，一个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前面，心情实在非常不快。我 想起了昨天所译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没有生的价值的本人自 不必说，在旁边看护他的亲人恐怕也会觉得杀了他反而慈悲吧。”（见夏目漱石著《旅 宿》）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蚂蚁一下子捻死，让它脱了 苦，不是慈悲吗？然而我又想起了某医生的话：“延长寿命，是医生的天职。”又想起故乡 的一句俗语：“好死勿如恶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况且，这蚂蚁虽然受伤，还在顽强地 挣扎，足见它只是局部残废，全体的生活力还很旺盛，用指头去捻死它，怎么使得下手呢？ 犹豫不决，耽搁了我的工作。最后决定：我只当不见，只当没有这回事。我把稿纸移向左 些，管自继续做我的翻译工作。让这个自作孽的蚂蚁在我的桌子上挣扎，不管我事。
翻译工作到底重大，一个蚂蚁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热中于工作之后，竟把这事件完 全忘记了。我用心推敲，频频涂改，仔细地查字典，又不断地抽香烟。忙了一大阵之后，工 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又觉得桌子右角上离开我 两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望去似乎比蚂蚁大些，并且正在慢慢地不断地移 动，移向桌子所靠着的窗下的墙壁方面去。我凑近去仔细察看。啊哟，不看则已，看了大吃 一惊！原来是两个蚂蚁，一个就是那受伤者，另一个是救伤者，正在衔住了受伤者的身体而 用力把他（自此不用它）拖向墙壁方面去。然而这救伤者的身体不比受伤者大，他衔着和自 己同样大小的一个受伤者而跑路，显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来休息。有时衔住了他的肩部 而走路，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身来衔住了他的一只脚而走路；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衔住了 另一只脚而继续前进。停下来的时候，两人碰一碰头，仿佛谈几句话。也许是受伤者告诉他 这只脚痛，要他衔另一只脚；也许是救伤者问他伤势如何挝拖得动否。受伤者有一两只脚伤 势不重，还能在桌上支撑着前进，显然是体谅救伤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动，以求减轻他的 负担。因为这样艰难，所以他们进行的速度很缓，直到现在还离开墙壁半尺之远。这个救伤 者以前我并没有看到。想来是我埋头于翻译的期间，他跑出来找寻同伴，发见这个同伴受了 伤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劳力，不辞艰苦，不顾冒险，拚命地扶他回家去疗养。这样藐小的动 物，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 惊！同时想起了我刚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觉得非常抱歉，非常惭愧！
鲁迅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我现在也是如此：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 两个蚂蚁大起来，创创创创创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同时又觉得 我自己的身体小起来，小起来，终于小得同蚂蚁一样了。我站起身来，向这两个蚂蚁立正， 举起右手，行一个敬礼。1956年12月13日作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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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咪
阿咪者，小白猫也。十五年前我曾为大白猫“白象”写文。白象死后又曾养一黄猫，并 未为它写文。最近来了这阿咪，似觉非写不可了。盖在黄猫时代我早有所感，想再度替猫写 照。但念此种文章，无益于世道人心，不写也罢。黄猎短命而死之后，写文之念遂消。直至 最近，友人送了我这阿咪，此念复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