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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印象，沼泽地里色情泛滥，对岸，高密东北乡的万亩高梁“红成汪洋的血海”，看去又似半天红云。五彩的马驹眯缝起万花筒般的眼睛，看看赤红的天，看看暗红的沼泽，看看对岸鲜红火热的高梁，它睁开了眼睛，湛蓝清澈。马驹试试探探地往沼泽地里走去，一个挽着裤腿子，穿着花褂子，乳房丰满、臀部浑圆的妙龄少女摸着石头过河。多么好啊，我多么想亲吻你丰满的臀上那一抹鲜红的阳光，你的尾根翘起，散开的尾巴像一束金丝，深陷在红色淤泥里你的少女乳房般的娇嫩马蹄，让我吻你吧！啊，啊，啊啾！烧点姜汤喝吧，我房里有姜。你见过斑马吃姜吗？笑死活人。马驹叫着，走进沼泽，成熟的沼气从泥潭里冒出，噗嗤噗嗤地响着，死亡的气息十分严重！
警察的警车上旋转着一盏鲜红的灯，生存在这座城市里的动物听到警车的声音都感到不寒而栗。警车上跳下警察，警察手持高压电棒往前走，围绕着出租车的人们松软地散开，我远远地嗅到了黑衣女郎的鲜血的甜味，倒退了三步，拐进小巷，踉踉跄跄地跌入高楼的最底层。
拉开灯我看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报纸，按照惯例我从最后一版看起：大蒜的新功能粘接玻璃。青工打了人理应教育，胳膊肘朝里弯有啥好处。中外钓鱼好手争夺姜太公金像。一妇女小便时排出钻石。高密东北乡发生蝗灾！
本报通讯员邹一鸣报道：久旱无雨的高密县东北乡蝗虫泛滥，据大概估计，每平方米约有虫150只到200只，笔者亲眼所见，像豆粒般大小的蝗虫在野草和庄稼上蠕蠕爬动，颜色土黄。
有经验的老人说，这是红蝗幼蝻，生长极快，四十天后，就能飞行，到时遮天盖地，为祸就不仅仅是高密东北乡了。据说，五十年前，此地闹过一场大蝗灾，连树皮都被蝗虫啃光了，蝗灾过后，饥民争吃死尸。
前天晚上我挨过耳光、思念沼泽地里的马驹之后，读到了有关高密东北乡发生蝗灾的报道，昨天上午我跑到——沿着“太平洋冷饮店”前的八角形水泥坨子路飞跑到老头儿们遛鸟的小树林，路旁的血红鸡冠花上挑着点点白露珠，黑纱裙女人鲜红的裤衩和鲜红的嘴唇，她的鲜红的血和警车上快速旋转的红灯。石板道上马蹄声声。那只疯狂的画眉老远就看到我跑来了，抖动着血一样的翎毛，张着鲜艳的嘴卷着锐利的舌尖为我鸣叫。我跟画眉匆匆打过招呼，便把一张慌慌张张的脸转向老头儿被朝霞映红的脸，我把登载着蝗虫消息的晚报递给他，他同时递给我的一张晚报上登载着蝗虫的消息。
红蝗虫！老头儿像提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般诚惶诚恐地说，红蝗虫！
他的眼睛躲躲闪闪，一提到红蝗虫他就好像怀上了鬼胎。我马上记起他说他是五十年前闹蝗灾后背井离乡流浪到城里来的，一定是那场灾祸的情景历历如在他的眼，他才如此惶恐和不安。他开始给我讲说那场大蝗灾的情景，我却荒唐地想到那只蜻蜓一直被我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到十五层大楼的地下室里，看完了蝗虫的晚报，我才发现蜻蜒尚在我的手，我放下它，它的长肚子已经烂了，我用刀子切掉它的肚子，它抖抖翅子，像一粒子弹，射到天花板上，再也不动了。
关于五十年前那场大蝗灾我比当时亲身与蝗虫搏斗的人知道得还要多，我既相信科学，又迷信鬼神，既相信史志，又迷恋传说，因为下午三点我要乘车赶回高密东北乡，时间紧张，我说，老大爷，下午我就回去，您有事吗？老头说，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的骨灰盒带回去，可惜还死不了。我说光知道您是高密东北乡，可不知道您是哪个村的？流沙口子！哎哟哟，流沙口子，就在河北边，离我们村一里路吆！
可我从来也没听说流沙口子村有您这么个人啊！五十年啦，从没回去过，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流浪出来时十五岁，恍恍惚惚地记着你们村里有两座庙，村东一座虫巴蜡庙，村西一座刘猛将军庙。
再见，大爷！我着急着要去农业科学院蝗虫研究所，与老头儿告别。老头儿说：其实呢，你回去不回去都一样，这是神虫，人是无法治它的，再有四十天，它们就会飞到城里来，你用不着大老远的跑回去看它们。
蝗虫研究所的值班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他说，所里的研究人员已经连夜赶到高密东北乡去了，同志，你晚了！
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我在门口的科普书店买了一本《蝗虫》，一边翻看着书里的彩色插图，一边走进食品店，为我儿子买了四盒葱味饼干用胳肢窝夹着，翻着书我匆匆穿过斑马线，一阵嘎嘎吱吱的刹车声，我抬头看到几乎撞到我髋骨上的军用吉普车，一颗年轻的愤怒的头颅从车窗里伸出来，他骂我是只土蚂蚱，他说碾死你这只土蚂蚱，我对着他点头哈腰，想着蚂蚱就是蝗虫蝗虫就是蚂蚱，我想起昨天夜里与银发教授在绿躺椅上打架的那个女学生去年春天一个风光妩媚的日子里换上了短袖衬衣，她的胳膊肌肤细腻，牛痘的疤痕像两片鲜红的鲤鱼鳞嵌在她嫩藕般的胳膊上。她满头金发。那时候教授正在讲授“一夫一妻制家庭是最合理最道德的家庭模式”，那时候教授还十分年轻，五短身材上擎着一头稀薄的黑发，星目皓齿，神采飘逸，出语朗朗。女学生坐在最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她离着教授那么近，假如教授吃大蒜，大蒜的气味一定吐到她的脸上。她对教授飞眼。学生都打呵欠，流泪，有些扮着鬼脸。她慵倦地伸懒腰，双臂高举，后抻，脸上紫红的肉疙瘩像山楂果一样滚动着，腋下的黑毛刚用剃刀刮过，毛茬子青青像教授的嘴巴。她伸懒腰时，两颗乳头像两只乌黑的枪口瞄着教授的眼睛。第二天教授把他的儿子带到学校来了，他的儿子头颅庞大，身体瘦小，一个男生说教授的儿子像个山蚂蚱！当时我想如此杰出的一个孩子怎么像个山蚂蚱呢？翻看了《蝗虫》里的彩色插图，我不能不佩服这个比喻的形象和贴切。他的儿子真像个蚂蚱，处在跳蝻阶段的蚂蚱，跳蚂蚱的大头跳蚂蚱的小身子，跳蚂蚱的直呆呆的目光，跳蚂蚱的绿水汹涌的嘴巴。希特勒不也像只跳来跳去的蚂蚱吗？红蚂蚱，绿蚂蚱，蚂蚱多了就叫蝗虫，红蝗、斑蝗、东亚飞蝗、非洲紫蝗……你总想跟我说你的斑马！你周身散发着一股马粪的酸味。不好闻吗？她惊惶地眨动着黑得怪异的大眼睛。
闪开！你他妈的是不是病啦？司机点着蚂蚱脑袋骂我，我努力排斥开充斥头脑的形形色色的蚂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后跳了一步。吉普车呼啸而过。我闻到了一股腥味，低头一看，斑马线上，一摊紫红的干血，正对着我狞笑。我蓦然想起昨晚的事情，那个神秘的、肉感的黑衣女郎，当她轻捷地走在斑马线上时，她的裙裾翻动，雪白的大腿外侧闪烁着死亡的诱人光泽。她像只蚂蚱，或者像只蝗虫，黑的蝗虫闪动着粉红色的内翅，被咯唧一声压死了。我真为她难过，她刚打过我两个耳光就被撞死了。不，我猜想她有可能是自杀！警察怒气冲冲地问我：她是你的老婆吗？不，她不是我的老婆。我低着头匆匆逃走。这时，我突然想起，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我醉倒在马路上，似乎就是这个女人把我带到她的住所，帮我洗了澡，然后与我同床共枕……一定是她，因为我把她忘记了，所以她才打我。也许是因为我躲在树后听教授与女生交欢她恨我卑鄙下作所以要打我耳光，如果是这样，那我只好说：打得好啊，打得好。
我绕开那摊黑血，走在斑马线上我胆战心惊，我感到生活在这座城里，每秒钟都不安全，到处都是蚂蚱，我也成了一只蚂蚱，我赶快逃，去车站，买车票，没有卧铺买硬座，没有硬座买站票，我要回家，回家去看蚂蚱。久旱无雨的高密东北乡蝗虫泛滥！
第二章
五十年前，九老爷三十六岁，九老爷的哥哥四老爷四十岁。四老爷是个中医，现在九十岁还活得很旺相。他是村里亲眼看过蝗虫出到了一些什么？他想没想过流沙口子村（京城里画眉老头的故乡），那个俏丽小媳妇正斜倚在门前，不，踏着门槛，靠在门框上，嘴里咬着一根草棍，水荇花盛开的颜色就是她的脸色，她两只眼睛像春季晴朗之夜的星星，闪烁着宝贵又多情、暖昧又狂荡的光芒？根据耄耋之年的四老爷的回忆，她总是穿一件暗红色阴丹士林布偏襟褂子的，也许她缝了好几件同样的褂子轮换着穿，四老爷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一见到这种暗红色阴丹士林布偏襟褂子就动情——“文革”期间，我家墙上曾经贴着一张流行的画，画上那个小媳妇身着暗红色阴丹士林布偏襟褂子，高举着红灯，杏眼圆睁，桃腮绽怒，左侧——或者右侧的乳房十分凸出，四老爷拄着一根疙疙瘩瘩的花椒木拐棍到我家去喝晚茶，昏黄的煤油灯光照耀着我家黑釉釉的墙壁，满室辉煌，窗外秋声萧瑟，月光遍地，进入秋季发情期的猫儿在房脊的鞍状瓦上一声急似一声地呜叫，它们追逐时肉爪子踩得鞍瓦扑通扑通响。高密东北乡原本不生竹，也是天生异禀的九老爷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移来几蓬竹，栽在我家院子里，栽在我家院子里水井北侧、瓮台西侧、鸡窝东侧、窗户南侧。秋风在竹叶间索索抖动，我从黄豆地里擒来的大肚子草蝈蝈在竹叶间唧唧地呜叫，依稀可见雪白窗纸上黯淡、瘦俏的竹影。四老爷吸一口茶，定睛墙上，手指微微颤抖，嘴唇翕动，鼻皱眼挤，好像打喷嚏前的痛苦表情。我们全都惊吓得要死，不知四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