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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所谓“能看”的书，几乎无一例外是引进版。而真正中国原创的，包括30年以前成就的学者、30年以来成就的学者，在整体图书品种的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都非常小。目前中国内地每年生产20万种图书，30年以来生产的图书总量约150万种至200万种，我推测，其中真正的优秀原创学术书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大概一两千本，可能都还不到这个数。
“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
谈到“30年30本书”的评选标准。我认为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技术标准第三。首先应该是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书。在此基础上，再来检视它的品质。最后一步才是文本、创新程度、文笔等相对技术化的细节。因为真正影响力大的书，在价值方面不会太差，无非是过时了，比如《第三次浪潮》，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确实是开启了两代中国人的眼界。
此外，还要兼顾一下高端阅读界的口味。中国30年的阅读是分了很多档次的，虽然有《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波及面从公务员到自由职业者，但在相对比较高的知识界影响较大的书，如《顾准文集》，也应该适当照顾一下。因为这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在精英阶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会最终作用于知识生产，甚至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出于这个理由，我建议在30种书中，应该给这类书百分之十五的容身之地，即四到五种。
“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
1997年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它把30年中国阅读史划为两段。中国到了1997年，才开始真正？？天覆地地告别传统社会。1994年、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把它称作“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新时代就是彻底的商品经济——所有价值被重估，标准只剩一个：金钱，理想主义崩溃，是非观念开始丧失。
再细分起来，1992年到1995年是一段决战期，经过一次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辩论，最终以传统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理想主义的败阵而告终。而1978年到1988年，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
1997年之后，由于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大众阅读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的流行阅读，呈现出十分单一的状况，玄幻、鬼故事、小情小调的青春文学，这种流行让我忧虑。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流行读物，但“50后”、“60后”流行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小说；“40后”流行的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70后”流行的至少是金庸、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毛。纵观中国30年阅读史，却没有一条一贯不变的价值取向“金线”贯穿其中，从雷锋到郭敬明，从李谷一到李宇春，时代偶像的变化找不到一丝共同之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私人阅读史》第一部分 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1）
《忏悔录》让我们学着“诚实”
谈谈我的个人阅读史。我1979年上大学，在那之前住在一个边疆小镇，几乎没有书读。我真正的阅读是从1979年开始的。最早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给我的震动是，一个人还可以这样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解决“诚实”这个问题，当时的青年人也是如此。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在谎言中一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会“诚实”是第一个大问题。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本书一般人不注意，但我从中看到了，原来一个欧洲中心国家法国和中国这么像，它的文明道路、民主进程也可以走到今天。看到了法国毛病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之相关的是1982年前后风靡知识界的两本书，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前者带给我们民主社会的常识，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后者则让我们认识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我最初读《圣雄甘地》，是在1986年，一直到1991年，我持续阅读这本书五年。那是一个剧烈的变动时代，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姿态来应对，甘地教会了我们“非暴力”。我个人的阅读，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从战争中走来》、《高岗在北京》、《想像的共同体》、《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色列史》、《权力与自由》，口味一直没变。
《白鹿原》一定入选小说前五
上世纪80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日本人木村久一写卡尔？维特的《早期教育与天才》、《戴高乐回忆录》。最让我震惊的书是《豺狼的日子》，写职业杀手受雇暗杀戴高乐总统的一部纪实小说。此外，还有《让历史来审判》、《第三条道路》、《第三次浪潮》、《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灭亡》等，都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不能忽略李泽厚。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李泽厚时代”，不论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美的历程》，李泽厚都领导着整个80年代的思想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慢慢多起来。对我震动最大的，当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对整个精英集团影响很大，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决战一方的“炮弹”。1992年，我开始开书店，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学术思想类图书了。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时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更偏一点的，还有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都在1994年前后被引进。
上世纪###十年代之交，有两本小说我印象特别深。一本是《废都》，一本是《白鹿原》。后者尤为重要，很少能见到这种史诗般的大作品。如果要评30年的小说作品，前五本中一定会有《白鹿原》。
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2000年以后，阅读趋势变得多元了，好书也为数不少。像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沉重的肉身》，承续了他早年的学术思考。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给我震动也很大。其中有几种特别重要的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最终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一版再版，但这本书仍未走出知识界。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林达几乎以一年写一本的速度，对知识大众持续产生影响力，有些书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普通读书人。从1997年夏天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到2006年底的《当彗星划过夜空》，其思考水平一以贯之，行文酣畅淋漓。某种意义上，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还有两本书也十分关键，戴维？罗尔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和《传说：文明的起源》，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考古学著作。它论证了《圣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不是神迹。“人类起源”实际上是近15年来读书界持续不断的热话题，从最专业的考古学著作，到比较通俗的《走出非洲》，在“寻找人类根源”这个话题上一脉相承。
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李零。从《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再到去年推向高潮的《丧家狗：我读》，他已经持续五六年在阅读界产生影响。冯象也不能忽视，他的“圣经”？？译系列和法学随笔，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说到历史，还有几本非常关键的书不能漏掉，像《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要注意吴思的研究，《潜规则》开启了“吴思时代”，至今也已八年，经过2004年的《血酬定律》，近年他可能还会有一本更重要的学术著作面世。不能忽略的还有茅海建的历史研究，从《天朝的崩溃》到《戊戌变法史事考》，其影响也在十年以上了。
有影响力的书，举出来还真不少，但无论如何不该漏掉这么几种，它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陈敏编？？的《傅雷家书》、莎士比亚的几部作品、索尔仁尼琴的《古à？格群岛》、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荒漠甘泉》、《天路历程》、《伊利亚随笔》等等，都是顶尖作品，这30年来，各自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没法展开了。对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别给落下。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较长的文字，回顾30年的阅读生活，起名《三十年：人、书籍与社会》，其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给出我的体会和书目。
（笔录？刘悠扬）
《私人阅读史》第一部分 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2）
王鲁湘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