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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韩非子》中的《和氏》拿来对照一下，就发现他们完全遵守着韩非的理论：掌握着法术（也就是理性）的人，天生要为“群臣士民”所嫉恨。但法术对君主好、对国家好。贤明的君主要敢于撇开“群臣士民”的公共意见，任用法术之士。说白了，“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市场经济”，老百姓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反对。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就应该顶住老百姓的压力，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来设计老百姓的生活规则。
这一精英只对最高权威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的信念，在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中同样能找到充分的支持：人类的理性，足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威，强制让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中运行，一切也就万事大吉。在经济上，这套制度当然就是以“看不见的手”所指挥的市场经济。
然而，这不过是把亚当·斯密法国化了。不错，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市场经济是我们所知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绝大部分经济上的成功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不完美的体系。这种不完美，也不断被现代经济学家所发现，如“信息不均衡”等等。当然，这也意味着还有许多我们如今尚未意识到的不完美，在未来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还会不断被发现。所以，成功的市场经济，大多镶嵌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当市场竞争出现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结果时，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不是等着经济学研究中不可预期的成果来澄清问题在哪里，而是通过另外一套游戏规则，即投票的政治过程，对市场竞争的规则和结果进行修正。在这样的民主国家，制定任何涉及老百姓生活的公共政策，比如全民医保、最低工资、义务教育等等，都必须经过充分的政策讨论，而非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如同法术之士一样在密室里设计，然后交给最高决策者实施。同时，人们面对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结果时，绝不是盲目遵循“看不见的手”的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做出道德判断，必要时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偿。从卡内基到盖茨、巴菲特等市场经济历史中最成功的人士，都把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所得以非市场的方式回馈社会。
这一切，来自于英国启蒙中的“德”与“仁”，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理想。从休谟、Shaftesbury、Hutcheson，到亚当·斯密，这些英国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多有不同，但他们大致都强调：理性不过是道德情操的工具，是更有效地表达和实现这种情操的手段。理性对现实危机的反应往往太慢，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道德本能做出决定。比如，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更是位道德哲学家。在《国富论》出版前，他的《道德情操论》已经出了四版。而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几乎全部投入对《道德情操论》的大规模修改，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根据学者们最近十几年的研究，他在不同的著作中使用“看不见的手”主要有三次，多是带有讽刺意味。从最积极的层面上讲，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可以自由放任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自动造福于社会。但是，这种理想秩序的基本前提，就是在这种秩序中竞争的人，天性中有他所谓的“道德情操”，能把增进别人的幸福视为人生最大的满足。或者说，增进别人的利益就是增进自己的利益。这其实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把所有人都视为自己手足的道德情操。到了晚年，他深感这一人性的假设过于乐观，渐渐放弃了“看不见的手”的想法，反而开始寻求“看得见的手”，即道德权威，来领导社会。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儒家启蒙主义（2）
我所谓的儒家启蒙主义，也正是从这个脉络而来。由“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使真存在的话，也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游戏规则。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多多少少也归结于在人家社会里的君子比较多、成为社会的主导。比如卡内基、盖茨、巴菲特，都把自己一生所得捐献给社会，用以促进别人的幸福，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满足。西方文化培养了这样的君子。而我们的文化中，则造就了大量的小人。这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社会的人都是君子，中国社会的人都是小人。每个社会都有道德高尚之士，每个社会也都有大量的罪犯。但是，一个社会为君子所主导还是为小人所主导，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这样的差异还是判然可分的。对此，我在书中也举出了若干见证。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从各个阶层的行为中，也都能获得类似的见证。所以，我们真要希望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就必须满足这种社会的先决条件，培养君子的“德”与“仁”。
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们肯定会攻击我在诋毁中国文化。其实，是他们背叛了孔子。孔子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人。他如果活在今天，他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恐怕远比我要强烈。认真读一下《论语》就明白：这一切原本都在他的预言之中。他早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如果以政府的敕令和刑罚来进行统治，老百姓会谨慎小心、躲开麻烦，但同时都丧失了耻辱之心。如果以德来引导人向善，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老百姓不仅知道耻辱，而且知道自我改善。孔子身后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如果这样的政治秩序没有导致现今的无耻社会，那只能说孔子错了。
以我们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也只能说：这一切被孔子不幸言中。他的伟大，正在于这两千多年前的预见。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要求我们回到孔子的原点，推动一场儒家的启蒙。
如上所述，儒家启蒙主义，有赖于把孔子的学说和英国启蒙主义传统相衔接，培育和发展我们社会中的“德”与“仁”，即“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和“社会情感”（socialaffections）。我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德”与“仁”的培育和发展，必须基于面对面的小社区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情和纽带，以及同舟共济的一体感。
在我看来，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精神有两个过程，一是体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政府要从社会中退出。这种退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表现为给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更大的自由。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起飞。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摆脱我们失败的历史。要知道，明末以来，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在自由度上与今天相比并不逊色，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避免日后的失败。要突破我们历史的局限，就必须再往前走一步，给基层社会共同体以更大的自治权利，比如农村基层选举的展开，城市内拥有房产的业主的社区自治，工会和各种行业协会的自由组合，等等，都将刺激共同体的成长。这样，各种大大小小的基层共同体，就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构筑起对个人权利的第一保护层，对外可以集体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对内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能力，培养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责任和情感。
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是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钱穆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属于保守派或激进派之中的佼佼者。但如我书中要分析的，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他对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不相融的判断，也早已被东亚民主化的进程所否定。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正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现代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户以来一系列知识分子把眼光转向民间。比如日本国学派大师本居宣长，强烈推动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独立。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虽然到了彻头彻尾地激进，对孔子却几乎不置一点微辞。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文化背离了孔子的精神。这和上面所提到的孔子的预言，也基本是一致的。本居宣长自称“小人”，着力从民间挖掘小人之德。后来明治年间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则认定“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和上层社会已经不存。他于是走遍偏远的农村，试图记录和保存这种精神。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前的一次矿难中，井底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这位幸存的同事最后把帽子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拿到帽子，见上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有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把客死异乡的同乡带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薛涌，2006：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