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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1982年创办《今日美国》的时候，我们处在了极好的地位，我们有现代的胶印厂，不仅仅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报纸提供印刷服务，而且还使我们的报纸很容易进入大部分大都会市场。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今日美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驾驶时间就可以把报纸送往主要的市场：纽约、费城、匹兹堡、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丹佛、印第安纳波利斯、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
这个网络并没有覆盖到全国，因此，在别的市场上，我们必须跟印刷厂签订合同。但是，这个网络已经是足够大的了，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优势，胜过了任何一家想架设全国网络的报业集团。
常识击败了战略策划
有些首席执行官称此为战略策划，并雇用一大堆MBA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或者一般来说为什么不这么干。我从来都不干这样的事情。
反过来，我依靠常识。首席执行官应该有提前计划的聪明和直觉，之后雇用一批专家来帮助他揣测“如何”实现他的“什么样的”梦想。
对加内特公司来说，这种“什么样的”梦想就是一种新的全国性日报，能够吸引普通人的兴趣。到1978和1979年的时候，这样的梦想已经相当明晰了。
此前，我并不能肯定，我们创办全国性的印刷网络和发行系统最后到底会走到哪一地步。我看出了3种可能性：
►；一家独立的全国性体育日报，按照《体育消息》、《体育画报》和我那份已经流产的《南达体育》的方式。
►；日报副刊，或者是星期天增版，或者是供我公司所有报纸使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版面，上面有严格的全国性消息和广告。
►；一份完整和独立、供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3）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