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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北京共事於一个机关。所以，对於朱熔基这样出身计委的懂业务的干部，宋平应该说有天然的好感。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即宋平和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都是计委委员，而作为计委主任办公室负责人的朱熔基，自然与他们两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触。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马洪因为高岗的原因，在反右斗争之前已经倒台，而宋平则在计委工作一年多以後调往国务院劳动部任副部长，回到计委任副主任时是一九五八年，朱熔基已经成了右派。所以马洪和宋平两人，在把朱熔基打成右派的问题上，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朱熔基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也没有什麽积怨。
虽然，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大陆，是人所共知的。远至他在甘肃省主政期间，就曾对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颇为反感，。以至甘肃省落实农民包产到户政策的速度，远远落後於许多省份。甚至於在政治观点上，宋平更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白由化的急先锋，尤其在「六四」以後，对於成立「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十分热衷。
但是，朱熔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评价的那样开明，起码在一九八七年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宋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考察朱熔基，在政治问题上，只能以朱熔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和被打成右派之後对党的忠诚，仍然「坚定不移」为主查依据。而朱熔基在右派的问题上，确实经常把「母亲错打了孩于，孩于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自然会今宋平十分感动。
朱熔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与其他人共同提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谁最先动议派朱熔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离不开如下几项说词：朱熔基是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管理经验。尤其当时上海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朱熔基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主抓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总结出确实能够以道理服人的企业改造办法，只等待实践机会。朱熔基担任地方领导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农业，但去上海这样的工业区恰好又能让他扬长避短……。
多的不举，仅这几条理由足以证明朱熔基是上海行政领导人的难得人选，无论宋平也好，还是其他什麽人也好，找不出什麽具体的道理，来反对朱熔基到上海任职。
没有派系问题
朱熔基九一年被调进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有政治经验的人，立刻意味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让一个党内职务仅仅是党中央候补委员的人，突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因为当时任命的另一名副总理邹家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
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麽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熔基高，那麽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後，把邹家华排在朱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熔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熔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熔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
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熔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熔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
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於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只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後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後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
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著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著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於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熔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於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徵。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後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後於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後於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
总之，上海现存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支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高效益的经济发展的。至少从上海的产业构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针对上述情况，改革派提出「上海产业改造论」，其含意包括：第一，开展大面积的技术改造：第二，进行一部分产业转移，即把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上海自身的产业升级：第二，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四，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
然而，这针对上海工业衰落的「改造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上海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成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财政上交始终名列前茅。对上海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改造，势必引起原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动摇，特别是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因而，上海产业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处於停顿状态。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学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二个第一和十个倒数第一》的长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在获得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时，在居民主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
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中隐含著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上海发展模式的批评，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背後所付出的代价，更触发了人们思考和正视上海全面衰落的问题。文章发表後不久，北京的「计划派」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人员，即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报）被迫检讨，支持沈峻波的意见没有了。
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要遭到无情惩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业普遍呈现增长率